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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复习资料——中国传统文化

时间:2017-03-29 10:52:52  来源:  作者:

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章    文化简论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人们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婚丧纪庆、社会交往,社会的意识形态、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器用物品等都涉及文化。文化渗入人类社会的每一时期,每一角落,人们无时无地不在接触文化。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指文治和教化,是与“武功”(军事手段)相对应的一种统治手段。其与现代的文化概念有很大差别。

现代汉语“文化”一词的概念是在近代从国外输入了,其词义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为耕种、培育、发展等。18世纪,法国学者把“文化”与个人素养相联系,使其与教育、知识、文学、艺术等有了关联。1871年,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与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泰勒的定义奠定了“文化”的现代解释的基础,在文化研究方面起了开先河的作用。泰勒之后,各种文化定义不断涌现,迄今已有数百种之多。

在诸多文化定义中,对文化结构的分析有多种说法。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分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四分说,物质文化、社会关系、精神文化、艺术文化、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分说。无论哪种区分方法,都未脱离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的观念。人们还常用狭义文化和广义文化的概念,狭义文化一般指精神文化,特别用于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广义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

 

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作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源远流长    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是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较多的国度,中国的先民较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文化传承一直不曾中断。世界其他古老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希腊文化等,都因外族入侵或其他原因出现过断层,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始终传承不绝,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见的。

2.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无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都有许多独创性的贡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古代科技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监察制度为制度文化的创新之举。古代的文学、史学、哲学素称发达,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化名人,留下难以计数的文化典籍,其中蕴藏着许多极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3.包容并蓄    中国文化有较强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中国文化的主体汉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也有相当的包容能力,古代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后,经过改造,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即为例证。当然,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也不是照单全收,对于和中国文化精神相抵触的外来文化,往往抵制拒纳。

4.整体性强    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以华夏族——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统一体,大一统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历史上尽管多次出现过政治纷乱的局面,有过南北政权的对立,有过地方政权的割据,但是,不久就又归于统一。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势,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维系统一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之根。

5.形式多样    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中国各地的区域文化富有特色,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形式多样,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绚丽多姿的风采。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影响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文化成为高势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日渐扩大。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重要作用,也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旧有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未消亡。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内容仍然得到继承和发扬。

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当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充分利用我国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同时,文化发展还要面向世界,博取众长,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将走向新的辉煌。

 

 

第二章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经过了原始社会(约公元前170万年—公元前21世纪)、奴隶社会(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封建社会(公元前475184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元18401949年)和社会主义社会(1949年——)。

一、中国文化的源头

1965年在云南省发现的“元谋猿人”距今达170万年,这是我国历史的开端。根据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明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的,它起源于我国的各个地区,比较有名的是“四大区域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有四大区系,它们是:黄河流域文化区,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长江流域文化区,如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珠江流域文化区,如“石峡遗址”等;北方和东北文化区,如“红山文化”。

 

二、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人物,是开天辟地的始祖。他们到底是谁,历史上说法不一,但根据历代王朝崇祀的人物排列,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ku)、尧、舜为五帝。

 

三、奴隶制王朝——夏、商、西周

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大禹的儿子启继位,自称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朝历时430多年,后被商朝所灭。

商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叫成汤,公元前16世纪,商部落首领成汤联合一些部落,发动了灭夏的战争,获胜后建立了商朝。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记录商社会情况的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文。考察表明,商代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奴隶主国家,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大大加强,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宗教祭祀活动盛行。

推翻商朝的是中国西部的周族首领周武王,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领兵伐商,一举灭纣,建立了周朝,历时250多年,历史上称“西周”。西周继续推行由奴隶耕作的“井田制”,通过实行“封建制”进行政治统治。所谓封建制就是周天子把新征服的地区和人民,分给自己的弟子、亲戚、功臣或从前部落首长的后代,由他们自己去建立诸侯国。

 

四、春秋战国

西周被灭亡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将都城东迁,从东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有5个半世纪,包括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为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为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春秋时期,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诸侯国不断发动战争,互相称霸,先后号称霸主的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被称为“春秋五霸”。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开始由分裂走向统一,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出现了“战国七雄”,他们是齐、楚、秦、燕、赵、魏、韩七诸侯国。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王朝。

 

五、秦汉帝国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嬴政即位后,自定称号叫“皇帝”,他认为他的帝位将世代相传,所以自称“始皇帝”,后人称他为秦始皇。他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主要有:建立皇帝制度;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的事件。秦王朝的暴政,很快引来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历时214年。

西汉成立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逐步富强起来。特别在汉武帝时期,汉朝达到极盛时期。到了西汉末年,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公元8年,大贵族王莽夺取西汉政权,自立为皇,改国号,托古改制,但很快被推翻,刘秀重建汉朝,为光武帝,历史上称为“东汉”。

东汉成立初仍能保持强盛的国力,但在建国60年之后,由于外戚和宦官当权,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导致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东汉王朝瓦解了,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进入了三国鼎立的时期。

 

六、魏晋南北朝

魏蜀吴三国鼎立,从公元220年到280年,持续了60年,最后由司马氏统一,建立了晋朝,历史上称为西晋。由于西晋统治集团极其腐败,民族矛盾尖锐,匈奴贵族刘渊借“八王之乱”起兵反晋称帝,西晋被灭。以后中国分为南北两部分,南方为西晋皇族司马睿所建立的东晋(317-420);北方则是由黄河流域的十五个国和四川地区的成汉组成的十六国,历史上把这段时期成为十六国时期。420年,东晋大将刘裕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此后的170年里,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都城建立在建康,历史上叫做南朝。而北方,由东北南下的鲜卑族于公元386年建立魏国,历史上称北魏,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后分别被北齐、北周代替,历史上把从北魏开始的五个政权称为“北朝”。北朝与南朝同时并存,历史上称为南北朝。

 

七、隋唐时代

公元581年,北周的相国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南下攻占建康,灭掉陈朝,统一了中国。以后的隋炀帝大行暴政,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原隋朝大将李渊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起兵夺取政权,建立了唐朝(618-907),李渊就是唐高祖。李渊父子用了10年时间,扫除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很重视巩固封建统治的策略,很有成效,在他统治时期,政权巩固,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盛,因为唐太宗的年号为贞观,所以历史把这一时期比较清明的封建统治叫做“贞观之治”。其后,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以后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唐玄宗)登上帝位,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就是有名的“开元盛世”。但唐玄宗后期政治极度腐败,引发了节度史安禄山、史思明的军事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世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唐朝后期,爆发了由黄巢领导的历时10年的农民大起义,给唐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八、宋元明清

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它延续了近60年。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发动兵变,废掉了后周的小皇帝,改国号为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他建立的宋朝,历史上叫北宋。宋元时期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族矛盾突出。宋朝时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西夏政权。1127年北宋政权被金推翻。同年,宋朝皇族赵构在现在的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推翻南宋政权,并很快统一了全国,对发展、巩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中国疆域的基础,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元朝统治了近100年,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总统统治了276年。明朝后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帝自杀。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乘机入关,打败了农民起义军,后又扫平南明政权,建立了清朝。

 

九、近代历史

公元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表明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史,从1840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近代史时期。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有几件大事:

1.鸦片战争。19世纪初期,英帝国主义将大量鸦片运入中国,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在广州禁烟,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保护鸦片贸易,用武力攻打中国,结果清政府大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外国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

2.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1851年洪秀全领导农民在广西金田起义,占领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公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平均田地为原则,实行了男女平等等政策,猛烈批判了传统儒教,沉重打击了清朝政权,起义历时14年,1864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下,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

3.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的军事优势给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恭亲王奕欣等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主张用西方技术,举办近代工业,用以维护清朝统治,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举办了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新式学校,历史上称为“洋务运动”。

4.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受到东西方列强的侮辱和欺压,在这严峻形势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人士强烈要求变法。1898611日,光绪皇帝下令实施新法。这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变法持续了103天,所以又叫“百日新政”。这次变法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慈禧太后等顽固旧势力的破坏,变法遭到失败。

5.辛亥革命。20世纪初,清朝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武汉起义,乘胜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因为这一年农历辛亥年,所以这场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第三章    中国姓氏文化

 

一、姓氏的产生与演变

在现代汉语中,姓氏和姓是一回事,然而,中国的上古时代,姓和氏原来是分开的。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郑樵的这段话说明姓氏产生于夏、商、周三代以前,并对姓和氏的区分作了简要的概括。

郑樵的话未说明姓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现代学者对于姓氏的产生有各种看法,基本可归纳为3种观点:

1.姓氏产生于母系社会。这种观点认为,姓从女从生,应是起源于母系社会的标志,属不同母系血缘的区别。传说中远古帝王的姓都带有女字旁,如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少昊姓嬴,虞舜姓姚,夏禹姓姒。这些姓都是中国最早的姓。氏是代表母系氏族的姓的分支。

2.姓氏起源于父权制家庭产生以后。这一观点认为,姓字的“女”旁是父系社会酋长多妻制的痕迹,具体地说,姓应产生于上古时期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源于国家政权对贵族的赐命。改朝换代后,新的政权要对贵族的姓重加赐命。氏是姓的分支。

3.姓氏起源于古代图腾。这一观点援引国外人类学的图腾说,认为姓氏起源于古代图腾,氏是姓的分支,是其支族的徽号。

学者之所以对姓氏的起源有多种看法,是因为上古时代文献资料不足,难以确证姓氏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周朝开始,文献资料逐渐丰富。据《左传》记载,周代的姓有姬、姜、子、姒、芊、嬴等20多个。周人的贵族妇女称姓,贵族男子称氏,其情况与郑樵所说相同。周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如晋、鲁两国因为都姓姬,故不能通婚,但秦国性嬴,秦、晋两国世代通婚。因此,后世以成语“秦晋之好”作为婚姻的代用词。周人女子的姓之前,一般冠之以序,即孟、仲、叔、季,表明排行。如孟姜是姜家的大女儿,叔姬是姬家的三女儿。女子出嫁后姓前冠以国别或丈夫的氏名,如齐姜、赵姬;死后姓前冠以丈夫或其本人的谥号,如武姜、敬嬴。

周人的氏是贵族的标志。氏的来源可以是祖先的字或谥号,也可以用官职、封邑、居住、技艺等作氏。氏的名称不固定,一人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氏称。如商鞅原是卫国的公族,称作“卫鞅”或“公孙鞅”后来到秦国做官,封邑在商,改称“商鞅”。晋国的士会既以其世官“士”为氏,又以其封邑“范”、“随”为氏。周代的氏与宗法制度关系密切,宗法制度规定,各级宗族近亲三代以后的子裔分出另立支族。随着年代的推移,支族越分越多,氏也就越来越多。

春秋末期开始,随着周天子势力衰落,宗法制度逐渐走向没落,分立支族,建立新“氏”的习惯渐渐停止,出现了一个个独立的稳定的支族。到了战国中后期,姓与氏出现了混同,至西汉两者的区别消失,统一称为姓。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秦始皇因生于赵国姓赵氏,其实秦国是嬴姓,出生地可称氏但不能称姓。这表明,在司马迁的时代,姓和氏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在战国中后期汉代姓氏混一的过程中,庶民得到了姓的权利,从此以后,姓便成为家族固定的标志,由男性子裔代代相传。然而,由于上古时代女子在姓下也可加“氏”字,如武姜被称作姜氏、敬嬴被称作嬴氏,因此,当男子称氏消失后,氏却成了女子专用的称呼,如张姓女子称张氏,李姓女子称李氏。此外,古代同姓不婚的习俗也流传下来,一直沿袭到近代。

 

二、姓氏的由来

中国人的姓属于上古最早的姓原本传下来的很少,大多数是由先秦时代的氏转化而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姓氏混同后新产生的。从姓氏的来源看,大致有这样几种:

1.上古最古产生的姓:姬、姜、姒、姚……

2.祖先的族号:唐、夏、殷、周……

3.国名:齐、鲁、燕、韩……

4.地名:东郭、南郭、西门、南宫……

5.官职:司马、司徒、司空、帅、尉、史……

6.职业:屠、陶、乐、卜……

7.动植物:马、羊、龙、杨、柳、花……

8.排行或数字:孟、仲、叔、季、伍、陆、万……

9.爵号、谥号:王、侯、昭、庄……

10.出身:王子、王孙、公子、公孙……

此外,还有一些姓是由少数民族的姓转来的,如长孙、慕容、拓拔、尉迟等,或因皇帝赐姓、因避祸、避讳改姓等其他原因而来。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有采用汉姓的做法。如北魏孝文帝命鲜卑人改汉姓,皇族拓拔氏改姓元,其他贵族改穆、陆、贺、刘等姓。唐代中亚九国内附唐朝,以汉姓为国名,有安、康、米、曹、石、何、史等。辽金元清等朝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改汉姓者更为多见。在现代中间,使用汉字姓氏的不仅仅是汉族,回族、满族、壮族、朝鲜族等也用汉字姓氏。因此,把汉字书写的姓仅仅看作是汉族人的姓,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看都是不正确的。

 

三、名与字

名是属于个人的符号。中国人对取名比较讲究,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人总结姓名的规律,提出命名有信、义、象、假、类五方面的依据。信是上天的征兆,义是祝颂的意愿,象是孩子的形象,假是借用某物的名称,类是孩子与父亲的共同点。并认为取名应有禁忌,不能以国家、官职、山川、隐疾、畜生器币命名。这一说法为后世所重视,其中以义取名使用尤其广泛,如颂扬仁德、刚强、富贵、健康、聪明、高洁等意义的字多被采纳。取名中男女又有区别,男性多用寓意阳刚的字眼,如峰、伟、栋、良等,女性多取表示温柔的字眼,如珍、丽、芬、花等。

中国人的名字一般多有美好的寓意,但有时也会见到一些与传统观念相背的不雅之名,如猪狗、黑臀、狗蛋等,这是出于“命贱好带”的迷信。古人认为,取低贱的名字不会招惹鬼怪的注意,因而能保佑孩子平安成长。今人在为孩子取小名时,有时还使用“贱名”,这是古代遗风的体现。

中国人的名字往往能体现时代的风尚,北魏至唐初,佛教在中国盛行,人名中出现许多佛教色彩,如高菩萨、元罗刹、王罗汉、高力士等;近代欧风东渐,有许多人取安娜、玛丽、约翰、彼得等带洋味的名字;“文革”中,红卫、文革、反修、卫东等带有当时政治色彩的名字大量涌现。

中国人的名字还常能反映排行、辈份等特点,同一辈兄弟姐妹的名字排行中,往往有一个字相同,或某字的偏旁相同。如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四个儿子名纯佑、纯仁、纯札、纯粹,有一个共同的“纯”字;三国蜀汉后主刘禅的儿子刘璿(xuan)、刘瑶、刘琮、刘瓒、刘璩(qu),都有一“王”字旁的字。名字体现辈份以孔、孟家族最为典型,如孔氏家族规定以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八字为辈序字,两个姓孔的人相遇,只要一通名,马上就能知道互相的辈份。

中国人的姓名系统中除了名还有字,字是在举行成人仪式时所取。古代男子二十举行冠礼,女子十五举行笄礼,由长辈给取字,表示他们已进入成人阶段。

字往往和名有相应的联系,有的是同义关系,如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名平,字原;《汉书》作者班固字孟坚。平和原、固和坚是同义字。有的是反义关系,如宋代学者朱熹,字元晦;元代文人赵孟睿肿影骸l浜突蕖㈩和昂,是反义字。

古人名和字的使用有一些规定,《颜氏家训》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既然有表德作用,自己便不能自夸其德。因此,古人自称一般用名不用字,字是供他人称呼所用。社交场合在相互间多称字,如某人以字自称,就有贬低对方的意思。此外,尊长者对卑幼者一般可称名。古人的字无论男女都有,但处于社会底层的不识字的贫苦百姓一般不取字。现代社会中,取字的习俗不再流行。

 

四、号

古人的名字系统中除名、字以外,还有号。号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别号、室名与浑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较大的随意性,起名称、数量、使用、更改都无限制,视个人情况变通。

号的取得有自取、他取两种,自己取号多表示某种喜好、志向、愿望、特长、情趣,如东晋陶渊明喜好柳树,宅旁有五株柳树,因而自号“五柳先生”;北宋欧阳修喜好琴棋书画、金石碑文,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自号“六一居士”。号还可用来表示籍贯或居处,如唐代诗人李白生长于青莲乡,自号“青莲居士”;宋代文人苏轼贬官黄州时居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房宅、书斋等取室名,以示风雅。唐代王维的竹里馆、宋代陆游的老学庵、明代钱谦益的绛云楼、清代孙星衍的平津馆等都是室名。有的一人有好几处室名,如明代王士贞有小酉馆、尔雅楼、九友斋等室名;清代吴大澂(cheng)经常使用的室名有愙斋和恒轩,其他室名还有玉佛龛、玉琬山房、百宋陶斋、汉石经室、宝秦权斋等二十几个。

他人取号常以被取号之人的地望、官爵、谥号等命名,如北宋王安石称王临川、清代李鸿章称李合肥,是以地望取号;南朝鲍照称鲍参军、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是以官爵取号;唐代韩愈称韩文公、南宋岳飞称岳武穆是以谥号相称。

浑号一般也是他人所取。浑号的用语比较形象、通俗,有的还带有夸张、诙谐的味道,如古典小说《水浒传》描写的梁山英雄一百零八人都有浑号,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神行太保戴宗等浑号都十分生动形象,此等称号在下层社会中比较多见。

古人的号多数与文人有关,号的起源虽然很早,但真正流行要到文人活跃的唐宋时代,明清文人取号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此种风气渐弱,但有些作家、书画家还留有起室名的雅好。此外,笔名也可视作文人的号在现代社会的某种转换。

 

 

第四章    中国古代哲学

 

一、中国哲学的主题

哲学是一个外来词,在中国较早的语言中,并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似乎可以相当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问题很多,宇宙、人的本性是什么、怎样给事物起名字、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有关天理与人欲的道德修养、怎样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天体运行、万物生长、历史演变,都是哲学关心的问题,但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全过程的主题可推为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讲的是天与人的关系。虽然这个命题是16世纪宋代哲学家张载提出来的,但天与人有关几乎是古代人的常识,而且越古的人越熟悉。中国古代思想家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互对立,认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天与人是相通的、统一的。由于各派哲学家的观点不同,形成了关于天人合一的不同学说。

由于重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就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内圣,讲的是人的修养成就;外王,讲的是在社会上的功用。所谓内圣外王,是说一个在精神修炼、道德修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人最有资格为王。内圣外王的整个过程可以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依次递进,被中国历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想人物几乎都按这种格式加以塑造。

 

二、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指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地区分诸子与百家,诸子是指那个时期建立独立思想,树立专门学说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各个学派,不过在古代常常是混杂统称的。根据司马迁的解释,诸子百家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社会的各阶层、各个群体都在思考社会、自然界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现象,都在寻找天下太平、人类生存的最好方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各个学派并不具有同等价值,一般来说,其中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是不会省略不提的。它们中的儒道法三家,有着确实的传授体系,有丰富的著述和理论,对后人有重大影响;墨家与名家在当时的地位相当突出,也有各自的理论体系;阴阳家的理论虽然缺乏体系,但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此外,先秦时代还有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被人们称为兵家,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孙子兵法》,含有丰富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世界享有盛誉。

(一)儒家

过去常有一句话叫做打倒“孔孟之道”,这个孔孟之道就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主要概念是仁与义,所以又称仁义之道,它对中国思想界、政治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儒学创自孔子,孔子为儒学建构了一个基本框架,他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述而不作的文化观,即儒家所谓的“圣人称作”、“贤人传述”。后人又把孔子整理的六经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诗经》(古代诗歌总集)、《书经》(记言的历史)、《礼经》、《春秋》(以鲁国为中心的编年史)、《易经》(儒家学说的哲学理论)、《乐经》(已遗失)。六经是儒家的经典,以后经过孟子、荀子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思想流派。

1.孔子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死于公元前479年。《史记》说,孔子出生前其父曾到曲阜的尼山作过祈祷,又孔子头顶中间凹下,所以孔子取名丘,字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有孔老二之称。《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它汇集了由弟子记录和整理的孔子的许多见解和谈话。他的主要思想如下:

1)正名

“正名”是孔子的一大主张。所谓正名就是具体的事情要符合名为他限定的含义。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正名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功用,他在解释什么是为政之道时说:“政”来自“正”字,政就是要人们走正路,所以管理国家必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构成每一个词的二个字反映的都是实与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第一个字是具体的,是实,第二个字是一般的,是名,名规定实,一般限定个别。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那社会就乱成一团了。为了使名分成为现实,名与名之间的排列有序,就必须用礼来保证。所以孔子说必须克己复礼,人要约束自己,使言语行为都合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才能建立合理的、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才能实现孔子的道德理想。

2)仁爱

孔子贵“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讲仁的地方相当多,有人作了统计,该字一共出现了109次,这就表明仁的内涵比较宽泛。但仁的主要意思是“爱”。《论语》记载说,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简明扼要,就是爱人两个字。爱人要求“广泛施惠于民并赈济大众”,“泛爱众”,仁爱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关,通俗地说是人的素质。孔子说“作为君子而不仁者是有的,但从未有小人可以成为仁者”。这显然有先验论的意义,为什么小人不能成君子呢?但在另一方面表明孔子给“君子”赋予了新的含义,君子在古代,专指统治阶级的贵族士大夫,表明人的一种社会地位,它把政治地位与道德品质连在一起。但后来人们发现,在地位与道德的关系方面,君子的表现常常不一致,地位高的人在道德上并不一定是高尚的。于是《论语》中就有了“道德上的君子和地位上的君子”。随着社会的演变,在社会语言和一般人的意识中就只有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了。这是孔子的一个贡献。

仁者必须真而直。“真”讲的是人的真实情感,要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而不“巧言令色”;“直”要求人直抒己见而不转弯抹角,这被以后的宋明儒学发展为“诚”。要推己及人,一切从自己做起。人如果到了这一境界,就是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安人与安百姓的前提。

3)天命

天命是天或上帝的命令。在孔子以前的传统宗教中,往往把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称为“天”,把支配社会生活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孔子接受了这一传统,他有这样一句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表明了天命在孔子心中的地位。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天命、大人、圣人可以归为最高统治者一类,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大人是社会的最高主宰,圣人是人所信奉的最高主宰;就三者而言,天命位居第一。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相信天,但天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义:天有时可以作为有意志的能赏罚的人格神而存在;天又具有自然的含义,是不断运行的自然界。天虽然不说话,却操纵自然界的变化,掌握着万物的生灭,使四季交替。孔子的天自身就是充满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在天人关系上,孔子没有否定天命,但他用“以德配天”的思想限制了天命的作用。天命可以叫人的行为不能成功,但不能叫人作不道德的行为。

孔子尊天但怀疑鬼神,他认为,因为你祭神,所以神存在,对鬼神最好的办法是“敬而远之”。

4)中庸

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所谓中庸是把“中”与“庸”结合起来。“中”在先秦古籍中主要的意思是中正、合适、标准。孔子的“中庸”就是从当时关于“中”的思想中演化而来的,根据孔子自己的解释,“中”是“执两用中”、“中立不倚”。他要求,量度以取中,无过无不及,两端要结合起来,所以又叫执中;所谓“庸”指的是“不易”,他把这种结合看作是常规,定理。由于“中”与“两端”密切相关,“中庸”与“和”就有了联系。“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容忍种种特殊的成分,建立和谐的秩序,孔子认为这是最高的文化成就,并用此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要求人们用“和”来解决君子与小人,上与下,贵与贱,贫与富的对立或矛盾,这就是调和的办法,孔子的“中”当然含有调和的意义。

2.孟轲

孟子,名轲,邹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前289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春秋》。孟子上承孔子、子思,他所代表的思孟学派被看作是儒家的“正统”学派。孟子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把他的言论编成《孟子》,成了研究孟子的可靠教材。孟子的主要思想如下:

1)性善

孔子对于“仁”讲了很多,人应该行“仁”,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每个人应该这样做,孟子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在回答的过程中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学说。

孟子持性善说,他说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生来就有的,它们是仁义礼智的开端。如果充分扩充这四端,就变成了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孟子说,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细微,普通人把它丢弃了,君子把它保存了。这个问题孔子没有想到,所以《论语》中孔子论性的话极少。可以说,性善论是孟子的根本观念,一切议论的出发点。

2)王道

针对战国中期各国竞相使用武力,试用霸道统一天下的状况,孟子提出了“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认为只有实行仁政,用仁爱之心对待人民,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在孟子看来,治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来实现,其作用在于德;霸道依靠暴力和强迫来实现,其作用在于力。孟子的看法是,以力服人不能使人心服;以德服人,别人才能心悦诚服。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一直坚持王霸的区别。实行王道的经济基础是实行井田制,推行王道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民贵君轻,他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家。这里的“民”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认为的是旧贵族,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有时还把商人包括进去了。这里的“贵”说的也不是高贵,而主要是指重要或突出。他从来不认为君王是低贱的,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名言,强调了民心的重要性,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子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做天子,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完全是从统治阶级争夺天下的角度提出来的,并不是说民真的比君主高贵。

行王道并不难,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得知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就是王道。孟子的这种善推其所为,是在行忠恕之道。这里可以看到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孔子在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个人的修养方面,还只是“内圣”之到;孟子则把它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使它成了“外王之道”。

3)寡欲

为了保持人的善性,不让善性流失掉,孟子提出了寡欲。孟子认为,欲望会影响人的道德品质,人的欲望越多,善心和仁义之心就越少;但人又不能完全无欲望,所以必须把欲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就是寡欲。寡欲不是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欲,而是用理性来制欲、杀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并进而提出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通过艰难刻苦的修身过程,做到舍身求义。

4)孟子的地位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孟子死后,他的学派遭到秦始皇的毁禁,门徒几乎都死光了。从汉到唐代前期,孟子地位一直不高,到唐代宗时期,《孟子》一书才被当作儒家经典。韩愈续道统,尧、舜、禹、周、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成了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世系。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宋代自王安石起把《孟子》与《论语》并列,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南宋朱熹把《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合在一起作注,称为四书。从此《孟子》一书取得了和“五经”并列的地位,被封建统治者规定为科举必读经典。元代时,孟子被加封为“邹国亚圣公”,成了地位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3.荀子

荀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238之间。他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当然他首先是先秦儒家的总结者。在当时以及汉代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子遗留下来的著作,在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忽视,现在我们看到的《荀子》一书,是由后人整理而成,大多系荀子所作,少数为荀子学生所作。他的主要思想如下:

1)明于天人之分

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意思是说,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范围,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社会治乱与自然过程没有关系。他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天有自己运动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社会治乱、吉凶与自然过程没有关系,产生万物和人类社会是自然之天,治理人类社会和万物是人。人一方面不与天争职,一方面却要“制天命而用之”,人的职责就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以保障人类有力量去控制自然。与以往的思想家相比,荀子对天人关系的限定可能是最明确的了。

2)化性起伪

“化性起伪”,是荀子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基本观点。“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的质朴的自然属性,“伪”指的是人为,是由于后天环境影响,经过长期教化和学习而形成的一种品格。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为人生来就有许多与社会道德规范相抵触的欲望,要使人性由恶变成善,必须“性伪合”,通过人的修身与教化,兴礼义,制法度,促使人的本性由恶向善转化。

3)人格培养

荀子认为,人格塑造是人在后天通过教化进行的。教化的关键是学习。与古希腊人追求健美,爱好体育,强调个性作为培养理想人格的途径不同,荀子把礼乐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荀子认为,音乐是人情化的调和性艺术,是协调人情的手段,主要涉及人的情感方式;礼制是一种规范性文化,是治理社会不可更换的原则。礼乐的交互作用,使天下得以太平。荀子所总结的先秦时代中国人的礼乐教化,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音乐、建筑、诗歌、雕塑无不具有礼乐教化的性质。

(二)墨家

墨家一开始就是作为孔丘和儒家的反动派出现的。儒墨二家的相互驳难,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在整个战国时代,儒墨二家都保持着显学的地位,只是到了两汉中期,儒家被定为“独尊”,而墨家则逐渐湮没不闻,成了绝学。墨子姓墨名翟,是墨家的创始人,也是孔丘之后第二个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学术界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前480年,死于前415-410年,墨翟的思想保存在《墨子》一书内,全书共53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

1.墨子的十大主张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明鬼”、“兼爱”、“非攻”十大主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尚同”、“尚贤”要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说,永远同意上边的,切莫依照下面的,国君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持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就要尚贤,尚贤要求选拔官员应该以贤能功劳作为标准,不分贫富、贵贱、亲疏、远近。墨子的这种主张,与西周以来的宗法礼治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节用”、“节葬”、“非乐”要求节约财富,节制人的欲望,简办丧事,去除无用之费;“非攻”要求反对不义的战争和兼并,因为战争对人危害极大;“尊天”、“明鬼”是说赏善罚恶的天意鬼神是存在的,但却“非命”。“非命”与孔子的天命观相对立,它要人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墨子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是“兼爱”。“兼”在墨家那里是个崇高的美称,与“兼”相对的是“别”,“别”表明有差别。墨子要求天下的每个人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因为“兼相爱、交相利”。“利”是墨子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贯穿在墨子十大主张中的一条主线,它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国家百姓之利是墨子制定一切价值的标准。

2.后期墨家

所谓的后期墨家是相对于墨子而言的,它是指墨子以后由他的学生和几传弟子所组成的学派,他们的活动大概开始于孟子、庄子时代,结束于荀子、韩非时代。后期墨家修正与发展了墨子的学说,把墨子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自然科学史与逻辑学上的成就。

(三)道家

先秦的哲学家老子、庄子是很有名的,他们都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并形成了一个学派,历史上把这一学派称为“道家”。道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仅次于儒学,是百家中唯一能够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派别。道家是一种乱世时期的哲学,一种战国时代特有的、针对乱世而发,并能在乱世中行之有效的学说。当一种社会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过渡的时候,它的作用尤为突出。道家的思想将人们思考的范围从伦理道德、人生与政治扩展到整个宇宙,在抽象思维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对古代哲学、政治、军事、医学养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老子

老子(约前571-472?),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太上老君”。在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可能是最神秘的人,所以后人也没有完全弄清老子的本来面貌。老子的书叫《老子》,又叫《道德经》,成书的年代大约是战国中期,大体上反映的是战国前期道家的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如下:

1)无名之道

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作为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老子那里,道被描述为宇宙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世界的本源,自然界的运动,事物的客观规律等等。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但道无名,因为普通的语言和概念不能表达道,所谓的道纯粹是个符号,是无名之名。而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是道的基本特征。

2)反者道之动

老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变动不居的,反者道之动是对变动的合乎规律的表述。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些矛盾的双方到了极端就会向对立方向转化。对此,老子的态度是“贵柔守雌”,他告戒人们要“袭明”,即掌握自然规律,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袭明的要义是有所得必须有所失,你如果要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必须从反面开始。

3)无为而治

无为是从反者道之动推出来的,它强调人不能改变事物自身的规律而有所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作为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自然的范围内,必要反对的是过度,自然反对的是人为,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足,人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足;寡欲,人有欲望很危险;弃智,智慧出,有大伪;抱朴,人应该尽可能过简朴的生活。不但个人要无为,国家也要无为,理想的国家是圣人当政,而圣王的职责就是不做事,做事太多会使天下大乱;无为才能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是针对有为而言的。他认为,有为就是造作,就是虚伪,其直接意义就是反对周公所造的礼乐典章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堕落,周礼成了空架子,成了人的束缚。以后的道家把无为看作是一门大学问,人生越复杂,文化程度越高,越需要这门学问。

2.庄子

庄子(约前369-286),姓庄,名周,是继老子以后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了。他是古代世界上最善于用神话表达思想的少数人之一。

庄子也把道看作是世界的最高原理,他认为,那生天生地,使万物成为万物的非物质性的东西就是道。道与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庄子以道为全,以物为偏,道衍生万物,而物不过是变易的形影,是道的表现,万物有成有毁,不断地从一种形影转变到另一个形影,而道无成无毁。

庄子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区别的,但这只是低层次的看法,如果站在高处,就可以发现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庄子说的“万物一齐”。万物一齐有两个含义:一是齐物我,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二是齐是非,是非之争是一种无谓的争论,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是非对错之分。

既然万物、是非、物我均可归为一体,就要求人们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把生死置于度外,用一种完全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用师法自然的方式去认知和评价客观世界,从而实现人的精神自由。

(四)兵家与法家

1.兵家

兵家是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孙武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孙武又称孙子,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由孙武一派撰写的兵家的代表作《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有系统的兵书,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优秀的、兵寓于哲的军事著作。与《老子》相比,虽然抽象思维的水平显得低了些,但在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学说的积极性方面,则明显高于《老子》。

孙子把知己知彼知人知天作为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他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人的问题,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将领了了解了敌人,又了解了自己,胜利就没有危险;懂得天时和地利,胜利就有了完全的保障。孙子兵法中有一对最基本的范畴叫“奇正”。所谓“正”是正面对阵的常规战术,“奇”是旁出奇袭的灵活战术。按照孙子的说法,作战是用正兵挡敌,用奇兵胜敌。打仗要想出奇制胜,就必须奇正相生,在联系中把握战争。

2.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晚起的一个思想派别,它最关心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即用礼还是用法来治理国家。法家以社会转型、政治变革为目标,法是作为礼的对立面出现的。

把法家思想发展到最高点、集法家之大成的是韩非。韩非(前280-233),出身于贵族世家,著有《韩非子》55篇,韩非作为战国思想家中的后期人物,在逻辑上可以作为先秦哲学的终点,他汇集了儒家、墨家、道家的一些重要思想,总结了慎到、申不害、商鞅为代表的前期法家三大派的基本特点,以法治为中心,综合运用法势术。所谓“势”,是君王的权势地位;所谓“法”,是君主制定的法令;所谓“术”,是君王统治部下、暗藏于君王心中的心术和权术。韩非子认为,法势术缺一不可,都是帝王统治的工具,帝王必须有权威,必须有法,必须有用人之术,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法家思想,是以后封建统治者维护集权统治的理论基础。

(五)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它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但与同时代的政治没有直接关系。名家在古代人那里声誉不算好,喜欢咬文嚼字、喜欢辩论、喜欢提些怪论,不容易被常识所接受,但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前380-300)与公孙龙(前320-250)。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古代最著名的一个辩题。

(六)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提创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派,阴阳五行说是在“术数”的基础上糅合阴阳说与五行说发展而成的。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代表文献是《周易》,它在汉代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被司马迁列为六家之首。

 

三、两汉经学

汉代儒学的表现是经学化,经学指的是一种训解或阐述经典的学问。它是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兴起的两汉学术思想的主流。其内容极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是汉代儒学的两大派。今文经是指人们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录儒家经典所形成的定本,董仲舒是经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他注重阐发微言大义,以经为本,寻求新义,充分发挥,通经致用。其贡献就在于把战国以后各家学说及儒家各派,在孔子、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成合乎汉朝制度的儒学了。古文经是指先秦时用古文即篆书书写的,由汉代学者训释的儒家经典,开始只是抄录文字的不同,但后来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在评价孔子、解释六经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存在很大分歧。到了东汉末年,郑玄使两家的斗争趋于消失。

 

四、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代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是以老庄思想为主旨,糅合儒家经义所形成的学说。所谓“玄”是指深奥难测,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某种状态、道理,研究这种状态、关系或道理的学问叫“玄学”。玄学是道家复兴的表现。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学者如阮籍、王弼、何晏、郭象等都是道家。中国哲学史上有“正始之音”的说法,它指的是三国曹魏年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思想界,运用辨析、论难、评判的方法,以《老子》、《庄子》的思想解释《周易》,建构“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潮。“正始之音”是两汉经学转化为魏晋玄学的起点。玄学常常用清谈的方式研究哲理,用最纯粹的语言,最简洁的词句表达思想、谈论现实世界的本质。在玄学复兴道家的过程中,就哲学意义而言,主要有“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言意之辩等主题。有无问题与本体论有关,“有无之辩”是说“无”是否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名教与自然”谈的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主要关心社会治理应该顺其自然还是坚持当时流行的那套封建礼教;言意之辩是从名实之辩演变而来的,谈的是认识论、逻辑学上的问题,主要关心的是言与意的关系问题。这些玄学家讨论的问题,最后在郭象那里得到了最高的解决。

 

五、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宋明儒学的总称,涵盖了宋明600多年。由于它重视阐述义理,兼谈生命,就有了理学之称;又由于它尊重儒家传道的系统,又被称为道学。理学的形成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儒学内在的变化,两汉以后,以经学为表现形式的儒学由于墨守师说,拘泥于训诂,活力消失,危机重重,致使儒家转向探求儒学的“原道”和“原性”;二是来自以前与儒家相对立的佛教与道教,形成了吸取佛老思想,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以精巧哲学思辩为理论基础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包含的主要学派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一)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主要学派,一般人们把二程即程颢、程颐看作这一学派的首创者,朱熹为集大成者,他们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思想也传到了国外,实际上与朱子思想融为一体的主要是二程中的一程即程颐。二程是宋代理学的真正奠基人,天理论是他们学说的最大特色。二程认为,“理”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具体事物的准则,自然界与社会的最高原则。理有不同的表现,“在地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二程讲格物穷理,格就是追求,物指的是一切事物,要穷万物所以然之理。它与知行、理欲相关,在知行关系上是知在行先,知行结合。在理欲关系上是“存天理,灭人欲”。二程的天理观,提出了程朱理学的根本主张,建构了理学的初步*廓,使理学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真正继承、发挥、发展并使理学取得完备形态的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哲学的核心是理。在朱子那里,理无情无意、无形无迹,是先天地而存在的精神实体,是形成某一事物的具体原因,是人在受目的支配的活动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理有不同的层次,各事物有各事物的理,太极为最高的理,理借助气派生万物。表现理与物的关系有“一分为二”、“理一分殊”两种。讲的是对立面或多样性如何统一于太极的问题。在认识论上,朱熹把认识分为格物穷理与致知两个阶段,推致我先天固有的知识。在道德修养上,他强调人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修身养性,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二)陆王心学

宋明儒学的另一个主要哲学派别是陆王心学。“心学”是与“理学”相对的,“心学”的产生与二程中的程颢相关。陆王中的“陆”指的是陆九渊(1139-1193)。因他在江西贵溪应天山的一座象山书院讲学出名,又被人称为象山先生。陆九渊以心为本,接受了程颢天即理,天即心的思想影响,形成了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体系,认为在理的背后隐藏的、并且支配这个理的是“心”,心与理合而为一,一切知识和真理都在心中。

陆九渊的“心学”比较粗糙,经过明朝中叶的王守仁(1472-1528,世称阳明先生)的发挥,心学成了完备的体系。王阳明精心研究心与物、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学”,他把自己的学说归结为“致良知”,良知是人生来就有的,它无所不包,为天下之本。它具有有一种至高无上性,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王阳明首次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不可分,有知就有行,有行就有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的关系是一种必然的关系,“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强调行而后知。他要求人身体力行,在行中增加知识。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断挖掘良知和表现良知,就能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王守仁的心学可以作为宋明理学逻辑发展的终点,以后随着王学的分化,新的哲学启蒙应运而生。

 

 

 

第五章    宗教信仰

 

一、三大崇拜

中国人崇尚多神信仰,但最为突出的是对天地、祖先和君师的崇拜。

1.在中国古代所有的信仰中,可以认为天地是最神圣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很多,其中最隆重的是封禅。封禅就是由帝王亲临,“封”是在泰山顶上设坛祭天,“禅”是在泰山附近的小山上祭地,封禅的根本目的是帝王取得天子身份以后,以天子身份祭告天地,以表明自己的统治符合天意,合乎正统。在古人看来,中国大山以五岳为最,五岳之中,泰山地位最高,离天最近,可以直接与天帝对话。天子受命于天,只有到泰山祭告天帝,才算完成了天子就位的礼制。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封禅的帝王是秦始皇,第二个是汉武帝。唐代以后,宋真宗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禅的帝王。

2.除了封禅以外,中国祭祀天地还有去一些形式,主要有:祭祀后土,这是封建国家专门祭祀地神的仪式;庙祭和郊祭——郊祭是在京城的郊外举行祭天祭地的仪式。

 

二、中国宗教

(一)中国宗教的概况与特点

我国现在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其中除道教外,其余都是外来的宗教。中国文化有着特别强大的融合力,所有的中国宗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都是在中国社会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与欧洲、西亚各国相比,中国宗教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宗教势力在我国从来都从属于世俗权力,因此宗教很难保有独立,也不能违背中国的伦理道德制度。其次,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适应、改造、融合的阶段,从而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第三,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较平和,没有发生大的宗教战争,不同宗教之间基本上是和平共处,没有一个宗教能够统治全民意识,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少见的。

(二)佛教

1.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一般认为,佛教是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在古印度创立的,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内地,与汉文化交融形成汉传佛教,公元7世纪,佛教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传入西藏,与藏族文化融合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原有的观念融和,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佛教在中国突出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主要表现是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传教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了较大的佛教活动中心;大量营建佛寺僧舍,营造石像石窟;西行求法活动成风;追求的是用极乐世界取代解脱痛苦的思想信仰。佛教能够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如此发展的原因,就社会基础而言,由于东汉时期天下大乱,遭受无穷苦难的社会各阶层,都想寻找寄托与安宁,佛教所主张的自我解脱和超度求生等教义满足了这种需要;就思想基础而言,社会上流行的东晋玄学,主张以无为本,抖动外部世界,与佛教要求进入涅槃世界的理想正相吻合;就阶级基础而言,佛教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并不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相反,由于它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利用。繁荣的隋唐佛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隋唐时期,由于隋唐帝王采取了积极扶植佛教发展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剃度僧尼,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佛教的特点是:佛学大盛,佛经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的最高成就,为普及、研究佛教提供了大量资料,为许多佛学论著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寺产丰富,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学派林立,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以满足佛教的广泛传播。

唐朝以后,佛教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宋元以后,佛教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出现了由博至简的趋势,使简便易行的宗派广泛传播。

2.佛教的主要宗派

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以下几家:

1)法相宗

法相宗又叫唯识宗,它在中国的创始人是唐代著名的翻译家玄奘(602-664)与他的弟子窥基(632-682)。玄奘俗姓陈,名袆,他的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研究了古代西域、南亚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把他带进了世界伟人的行列。玄奘一生主要的宗教活动是从事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他兼通梵、汉二种语言,对佛教理论也很钻研,中国佛教史上把他同罗什、真谛、不空并称为“四大译师”。法相宗的中心教义是“一切唯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心”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外部事物不过是人的思想显现外境(外界对象)的形相。

法相宗在我国一度影响很大,但由于它所体现的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不相适宜的烦琐的分析方法,所讨论的是被人们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所固守的是与我们国情不相吻合的教义,所传播的范围又局限于为数不多的文化水平较高的上层人士,所有这些使人们对法相宗丧失了兴趣。因此,法相宗在唐朝流行几代后,就逐渐消沉下去了。

2)天台宗

天台宗又称法华宗,是隋朝中国人自己创立起来的第一个宗派,盛于唐,中唐以后趋于衰弱。天台宗的特点是把南北不同风格的佛教学派融于一体。其重要代表人物有智顗(538-597)、湛然。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本宗的“宗经”,全称《妙法莲花经》,该经以莲花为比喻,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我们可以把天台宗的学说归结为“止观”说。南北朝佛教有一个重大区别,后者比较注重“禅定”,即讲究修养;前者比较注重“义理”,即讲究理论、智慧。而天台宗则把南北不同风格的佛学学派融于一体,认为二者不能偏废。“止观”是要人在修习禅定过程中,用内省获取智慧,达到“一心三观”或“三谛圆融”。

“三谛圆融”或“一心三观”突出了心物关系,所以就有了“一念三千”的说法,意思是一念心就具有三千世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所以,世界上只有心才是真实的,可靠的。该宗后传到日本,创立了日莲正宗。

3)华严宗

华严宗因它信奉“华严经”而得名,华严宗的代表人物是法藏(643-712),被认为是华严宗大师。华严宗的主要教义是“法界缘起”,法指的是事物,界指的是原因,分界、法界指的是事物的真如、实相,华严宗通常是在万物的本原、本体和众生具有佛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所谓法界缘起,是说世上一切现象均为“清净心”“随缘”生起;客观世界只有被主观世界感受时才存在。

相比中国哲学史上的许多流派,华严宗比较注重运用范畴来说明思想。它在解释现象界的普遍联系时,创造了许多哲学范畴,其中一对重要范畴是理与事。理可以作心、真理、性来理解,事则为所表现的现象,它要说明二个方面的问题,即理事无碍与事事无碍。理事无碍是说事物的生灭变化都离不开理,理与事彼此相通,就象水与波浪一样,天然一体,水性表现为波,每一个波则是水的运动。事事无碍则说,各不相同的事物都具有“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尘粒,理也照样存在。前者谈的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后者谈的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法藏把这表述为“一即多,多即一”,多不能离开一,一必须依赖多。

4)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唐朝佛教中一个改革运动的产物。禅宗盛行以后,其他宗派都逐渐衰退、消失,禅宗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最后一个学派,“禅”成了佛教和佛学的同义语。在印度,没有相当于中国禅宗的学派,禅宗纯属中国佛教。禅宗的流行有它的社会原因,首先是因为禅宗的平民化特点。原来流行的佛教宗派把累世修行、布施财物、研究佛学作为成佛的必要条件,然而这只有象门阀士族那样的少数人才能做到,禅宗抛弃了这一套,认为只要“顿悟”,谁都可以成佛。这种便捷易行的办法,使禅宗得到广泛流行。其次,禅宗体现了佛学与儒学的统一。禅宗认为,俗世与天国,凡夫与佛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区别就在于一念之间,佛与平常人一样,人如果觉悟了,变得自由自在没有烦恼,那就和佛一样。

禅宗分为南宗和北宗两大派,但真正能够代表禅宗的还是南宗,因为南宗成了以后禅宗学说发展的基础,它代表了禅宗发展的主流。创始人是惠能(638-713)。禅宗主张表达佛法要“出语尽双,皆取对法”,说话注意两方面,不偏向一方。禅宗的特点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教外别传”的心法。师弟之间用十分玄虚、令人难以捉摸的某种动作或言语,达到相互间的默契,以心印心,从而抛弃了理性认识。在修行方法上,强调行住坐卧、穿衣吃饭、担水劈柴,都可以达到佛的境界,主张在“饥来吃饭,困来睡眠”的自然生活中体悟与自然合为一体的自我解脱境界,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具备超脱的心灵,都能进入佛的最高境界。

这样,禅学就从佛教的技能修炼转向思想的感悟,它用间接的方式告诉世人,佛教的消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3.藏传佛教

佛教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分。所谓小乘佛教是指初始的、传统的教派,大乘佛教是指后起的教派,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主要在西藏地区形成和发展。藏传佛教又叫喇嘛教,它是在西藏地区流行的佛教。

藏传佛教主要以印度传入的密教经典为主,吸收了本教的某些仪式,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所谓藏密。各派都有严密的寺院组织和学经制度。以后流传于青海、内蒙古以及蒙藏附近的国家。

藏传佛教的最后一个教派是格鲁派,因该派僧人穿戴黄色衣帽,又叫“黄教”。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解决法位传承问题,即活佛去世前指定从某一方向寻找一个他去世时降生的男孩为其来世真身。“*”和“班禅”是黄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号。“*”是蒙语,意思是大海;“喇嘛”的意思是“上师”,合起来是说“对佛学无所不知、坚不可摧的像大海一样的和尚”。“班禅”的称号比“*”要晚一些,“班”是梵语“班地达”的简称,指的是学问高深的学者,“禅”是藏语“大”的译音,意义为智勇双全。

4.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与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力图证明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这对汉代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的唯心主义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唯物主义也是在与佛教碰撞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2)佛教与中国文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明显。在文学题材上,有大量的以描写佛教,渗透佛理为诗文题材;在艺术风格上,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宣传心中求佛,从而形成清淡悠远、追求言外之意的艺术流派;在诗歌理论上,有以禅论诗、诗歌创作要意境空蒙的说法,在诗歌创作队伍上,常常是诗僧结合,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和尚诗人。

3)佛教与艺术。突出表现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丝绸之路反映了佛教的巨大影响,发达的壁画体现了大量的佛教内容。

4)佛教与中国语言。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典、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使意义发生变化,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

5.佛教文物与佛教胜迹

1)四大名山。它们为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和浙江的普陀山。中国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它所尊崇的文殊、普贤、地藏、观音四大菩萨,分别在这四座大山显灵说法。

2)四大禅林。它们为山东长清县的灵岩寺、浙江天台县的国清寺、湖北当阳市的玉泉寺和南京的栖霞寺。

3)三大石窟。它们是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三)道教

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生长的宗经。它是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民众文化的关键。

道教约产生于东汉中叶。产生道教的思想渊源大约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始宗教和巫术;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方术;阴阳五行说;黄老学说。

道教的基本特点是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信仰和方术。它的宗教理论和信仰,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它不仅保留了历史上的自然宗教传统因素,而且还夹带着不少迷信成分;它的宗教内容和传道组织包括了道家、神仙术和为人驱鬼治病等几个层次;它以长生、成仙为信仰目标、以修身养性为现实利益,是一种既重视眼前利益,又有长远追求的宗教。

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大影响:首先,道教的某些活动含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对某些科学技术例如冶炼、化学作出了贡献;其次,道教的养身之道和导引之术,是现在体育健身活动的直接来源;再次,道教的成仙思想和仙界构想,激发了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色彩;最后,在中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节日中含有大量的道教内容。

道教的名山很多,道教认为,高山深洞是神仙修炼和居住的地方,所以天下名山几乎都被道教列为洞天福地,现在比较重要、道庙集中的名山有泰山、华山、青城山、矛山、罗浮山、武当山和崂山等等。

(四)中国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它的教徒被称为“穆斯林”。所谓“伊斯兰”是阿拉伯文“驯服”的意思,“穆斯林”是“驯服者”的意思。伊斯兰教大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我国,主要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传播。它的基本信仰是信安拉是唯一的神,信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天神,信《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经典,信一切都是由安拉决定的,信“死后复活”和“末日审判”,合起来为“六大信仰”。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首先,它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成分,促成了回族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融合;其次,阿拉伯文化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传引入了阿拉伯风格的建筑,以清真寺、塔和穆斯林墓地最为常见。现存的以中国的西北地区为多。建筑时间较早的寺庙有建于唐代的杭州凤凰寺、建于北宋的泉州清净寺、建于南宋的扬州仙鹤寺和建于唐代的杭州凤凰寺,它们合称为四大清真寺。中国最大的清真寺是建于清代的新疆喀什市的艾提尕(ga3)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六、七千人作礼拜。

(五)中国的基督教

基督教也是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大约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后来产生过两次分裂。第一次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第二次分裂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基督教通常指的是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代,以后一度被禁。到了明代,基督教重新传入我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习儒归汉”的影响下,天主教有了较大发展。

 

 

第六章    中国古代教育

 

一、官办学校

中国古代的官办学校产生很早。古籍记载,夏朝已有称作“庠(xiang2)”、“序”的学校。商朝除庠、序外,还有“学”、“瞽宗”等教育场所。西周的学校分国学与乡学,国学设于王城及诸侯的国都,有大学、小学之分。其中设于王城的大学叫“辟雍”,设于诸侯的大学叫“泮宫”。辟雍四周环以圆形水池,泮宫规定只能环以半水。乡学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郊野乡遂,称作庠、序、校。西周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担任,学生限贵族子弟,故称官学。教学内容主要为礼、乐、射、御、书、数,称作六艺。

汉代的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和四姓小侯学。太学创立于汉武帝时期,以传授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学生除贵族外,也有平民子弟。太学的规模很大,西汉平帝时为太学生建造的校舍能容纳万人,东汉太学生人数最盛时达3万。鸿都门学由东汉灵帝建立,是一所专门学习书法画辞赋的艺术学校,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四姓小侯学设于东汉明帝时,是专为外戚四姓子弟设立的贵族学校。汉代的地方官学为郡国的学校和乡聚的庠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战乱,官学时兴时废,处于衰落局面,但教育制度上却有新的发展。如晋代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专收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南朝宋文帝时,在京都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4个学馆,后又设立医学馆。此举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对开创分科教学和专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繁荣时期,官办学校得到长足发展。唐代中央设有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6个学校。在国子监学习的人叫“监生”。此外,唐代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尚书省祠部的崇玄馆,太医署、太卜署、司天台、太仆寺等机构也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唐代学校的分科教学已相当完备,除儒家经学外,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玄学都有专门的学校,其中医学、算学、律学等应用性学科的专门学校应属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实科学校。唐代不仅中央官学有分科教学,地方府州县学也有医学等分科设置。来自高丽、百济、新罗、日本、高昌、吐蕃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大批进入唐朝的学校学习。

唐代以后,官学教育仍有发展,北宋在地方路一级行政机构设置学官,加强对地方教育的管理,又由政府为学校拨置学田,使学校有了固定的教育经费。学官、学田制度为后世继承。宋徽宗时,增设了武学、画学,丰富了专科教育的内容。在教学管理上,宋元时由分科教学进而发展到按学生的程度分斋教学,以考试成绩升等毕业,使学校制度更加完善。

明代的国子监除担负教育行政管理职责外,同时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到了清代,国子监取代了太学,成为唯一的最高学府。但是,国子监不再行使教育行政管理职责。明清时期,为适应外交需要,还设立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四译馆”、“俄罗斯学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的专科学校。至清末,除中央的各类学校外,地方府州县学已达1700余所。

 

二、私家办学

中国古代的私家办学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士阶层兴起,各种学派思想盛行,官学的教育垄断被打破,民间出现私家办学的新气象,涌现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其中孔子的影响最大,他的学生据说有3000人之多,身通六艺者有72人。

汉代的私学极其兴盛,学生人数超过官学。私学的程度有相当于太学的,称作“精舍”、“精庐”;也有相当小学的,称作“学馆”、“书馆”等。一些有名的经学大师招收的学生多达数百,甚至成千。学生分“及门受教”和“著录弟子”两种。著录弟子不必亲自来受业,只在老师门下登记姓名。因此,有的学生从师多年,尚未见到老师一面。

魏晋南北朝官学衰颓,私学却应时而兴,名儒聚徒授业,弟子常有数百上千。

隋唐时期,名儒学者仍有聚徒讲学之风,私学与官学同样兴旺。如隋代名儒王通的弟子遍及天下,唐初有名的卿相皆出其门下;唐代柳宗元被贬柳州,江岭间士人不远千里纷纷前往从师学习。

宋元时期,一类新的私学形式——书院开始蓬勃发展。书院的性质为民办大学。一般多设于山林名胜之地。其办学的宗旨不是为应付科举,师生不慕名利,专心学问,相互间关系融洽,学术研究的风气甚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理学有关,教学方法采用学生个人钻研,相互问答和聚众讲解相结合,教师进行读书指导,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书院还创立“讲会”制度,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往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书院教育追求学术自由,促进学术的发展。宋代的程朱理学及后来的陆王心学、乾嘉汉学都和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书院的教学形式有别于官学,师生不慕名利、专心学问,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因而,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书院的学习气氛优于官学,吸引了大批学子。宋代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书院。其中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被称作“宋初四大书院”(一说四大书院有嵩阳书院而无石鼓书院)。南宋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四个著名书院。这些书院中最著名的是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于此,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李渤又在其地建台榭,以白鹿名洞。南唐时,就其遗址建庐山国学,宋初改名白鹿洞书院,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朱熹为书院拟订学规,并在此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该书院遂扬名天下,其学规成为许多书院的楷模。明清时该书院继续存在。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北宋初也属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张栻、朱熹讲学于此,学生最盛时达千人。明清时该书院也依然存在。

宋代是书院最兴盛时期,据统计,两宋共有书院173所,其中北宋37所,南宋136所。南宋时,书院教育几乎取代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

书院教育在明清继续存在,但统治者对书院的自娱讲学风气不满,因而书院发展受到阻碍。明代发生多次朝廷禁毁书院的事件。清代雍正时,诏令各省省会建书院,将书院变成了准备科举考试的学校,与官学性质无二,书院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三、蒙学教育

蒙学教育是对儿童和少年进行识字和学习初等知识的教育。私塾是蒙学的一种形式。古代的蒙学教育基本可分三类:一是由富户专门聘请塾师在自己家中设馆教育子弟,称作教馆或坐馆;二是由塾师在自己家中收徒授课,称家塾或私塾;三是由地方或宗族出资,延聘塾师设馆,凡本地或本族子弟无论贫富都可入学,此称作义学或义塾。古代的蒙学教育一般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开始。

《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所作,其文字简洁,善于概括,在不长的篇幅里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说教。《三字经》中所举的事例基本是宋或宋以前的,但其中也有少量宋以后的事例,为后世好事者增益附会所致。《三字经》用韵文写成,三字一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故成为封建时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

《百家姓》大约成书于北宋初年,其撰著者不详。书中收录单姓440个,复姓62个,姓后列有该姓的郡望。《百家姓》的排列并不依某姓人数多寡为序,其首姓赵,是宋朝皇族之姓,次姓钱,为吴越王之姓,因而后人推测该书作者很有可能是原吴越治下的人。此书在宋代已被用作蒙学教材,后世传布广泛。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周兴嗣。据传,梁武帝为了教他的儿子识字,让人选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交给周兴嗣编写,周兴嗣花了一夜时间,将这一千个杂碎散乱的字组织条贯,编次以韵,组织成对仗工整的绝妙文章。此书编成后历代相传,成为流传极广的蒙训教材。

蒙学教育在识字教学之后,也进一步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籍。

 

 

第七章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以前的选士制度

中国古代在科举发明以前,官员的选拔有过多种形式。夏、商、周三代实行世卿世禄制,选官以“亲贵合一”为原则,官位世袭,君主不能任意罢免。古代文献中虽有“选士”任官的记载,但其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遭到破坏,招贤纳士开始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但尚未形成制度。西汉时代,出现察举与征辟的制度。所谓察举,是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所谓征辟,是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有名望的人担任职务。两者中间,经常实行的是察举。朝廷对于下面举荐上来的人一般即授予官职,但有时也进行一定的考试,合格后才授予官职。

汉代的察举主要由地方官员掌握,对中央集权是不利的因素,而且存在举人唯亲、选举失实的弊端。三国时,曹丕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设立了九品中正制,由中央派员到各州担任中正,负责考察士人。考察所得分成九个等级加以品评,申报中央供选拔参考。九品中正制初行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中正官都是世家大族出身,品评人物以门第出身为标准,使其很快沦为世族操纵的工具,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腐败现象,这一制度到隋朝被废除。

 

二、科举制的建立与发展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朝。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恢复州县地方官举世的方法。大业三年(607),隋炀帝设“进士科”,以考试方法选取士人,考试的内容为时务策,后又增设“明经科”考经学。从此开始了科举取士的新时代。

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唐代的科举考试分成常科、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考试科目在隋代的“进士”、“明经”两科基础上,又新增了“秀才”、“明法”、“明字”、“明算”、“诸史”等科目。其中进士科最受士人重视,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唐代参加常科考试的考生分生徒和乡贡。生徒是中央及地方学校的学生;乡贡是不在学校学习的读书人,乡贡须先由州县考试合格才能到京城参加考试。制科为非常设考试,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考试对象多属知名人士,是朝廷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制科考取后可获得较高官职,但因非正途出身,往往不为人重视,被人称作“杂色”。唐朝以后,此类为延揽人才增设的考试仍然存在,有的仍称制科,也有的称作恩科。

唐朝的常科考试因在尚书省举行,简称“省试”。考试最初由尚书省吏部掌握,后来改由礼部负责。考试的时间在每年春季,因而称作“春闱”,“闱”是考场的意思。考试内容各科不一,如进士科是考时务策与诗赋。武则天统治时,曾在洛阳亲自出题考试,这是科举考试殿试的先声。她还创立了武科考试,用以选拔武官,此项制度为后世继承。

唐代科举考试合格者有“及第”、“登科”等称呼。表示已具备做官的资格。其中进士科考取者尤为荣耀,第一名称作“状元”。

宋代科举考试比唐代又有发展,其主要体现以下三点:

1.宋代科举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正式成为制度。

2.宋代的国子监学生实行“三舍法”,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个等级,定时举行考试,合格者可以升等。考至上舍上等者不经科举考试即可直接授官,上舍中等者可直接参加殿试,上舍下等者可直接参加省试。

3.宋代殿试以三等放榜,称作“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南宋以后,第一甲前三名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称为后朝沿用。

 

三、科举制的完备及没落

科举考试发展至明清已形成一套完备而严密的制度,其主要体现以下二点:

1.考试的层次更加细密。明清的科举考试由低到高依次为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筛选。县试是本县知县主持的考试,府试是知府主持的考试,院试是由朝廷委派官员到各府主持的考试,参加这些考试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作“童生”。院试合格获得“生员”的称号(俗称秀才)。

乡试、会试、殿试是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在南北两京及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称“秋闱”。乡试合格者称“举人”,已具备做官的资格,其第一名称“解元”。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师贡院举行,会试时间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取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叫“会元”。会试后举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其发榜同宋代,分三甲录取,其中第一甲只取三名,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一名叫“传胪”。某人如在乡试、会试、殿试三次考试中都取得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殿试以后,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授予官职,其余进士要再经朝考后,授予官职。

2.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有严格规定。明清科举规定以八股取士,所谓八股文,是一种严格规定文章体裁、格式、内容、字数的文体。八股文的题目选自“四书”、“五经”的文句,考生作文只能阐述经义,不许有自己的见解,不许联系现实政事。其对经义的解释,“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准绳,“五经”要以宋元人的注疏为准绳。八股文的格式除开端的破题、承题外,还必须包括8个段落,即起讲、领题、提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落下(大结)。这8段文字要排成对偶,整齐连贯、结构完整。而且字数不超过700,或少于300。这些严格的规定严重束缚作者的思想,写出文章往往空洞无物,废话连篇。

明清的科举考试各项规定严密繁琐,使之逐渐僵化,流弊丛生。晚清时期,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日高。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上书皇帝,要求将考试的内容由八股文改为策论,讲求实在的学问。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一改革措施被搁置,但是,不久又重被提起。1901年,清政府对科举制度作了些许改革,将八股文程式改为考策论,1904年进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之后,这一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四、科举制的利弊得失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一千多年。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与科举制之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意义在于打破了选拔人才以门第、出身为标准的倾向,使出身贫寒、无特殊社会背景的士子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这对于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的稳定是很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为历代王朝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不乏有能力才干者,也不乏为官清正廉明者。

然而,科举制度也存在很大弊病,它诱使士人闭门读书,只知寻章摘句,应付考试对实际有用的知识却不去理会,将很多人的聪明才智消耗在科场考试中。特别明清时代,以八股文为取士标准,更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束缚,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因而,科举制度走向没落,最终被废除,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第八章    中国古代典籍

 

一、古代典籍介绍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籍最多的国家之一,历代被毁损的书籍不算,流传至今的古籍约有七八万种之多。下面,择其要者作一介绍。

(一)经书

经书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后,儒家著作被尊为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经书中最重要的是“四书”、“五经”和“十三经”。其中,“五经”的名称最早出现,后发展为“十三经”;“四书”的名称最晚出现。

1.五经:指《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五种书,相传都经过孔子整理。西汉时被奉为经典。后来,五经的内涵有些变化,《礼记》代替了《仪礼》,《左传》被并入《春秋》,但仍称作五经。

2.十三经:西汉武帝时儒家经典著作被尊为经,最初只有五种,称作五经。西汉后,经书数量逐渐增加,到宋初增加到13种,称作十三经,即《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十三经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选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成风、雅、颂三部分。《尚书》按虞、夏、商、周分时代编排,内容多为君王的文告号令。《周易》本是占  书,分成“经”、“传”两部分,“经”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传”是对经的解说。《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其中,《周礼》记载西周的政治制度,但增入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仪礼》记录西周贵族的礼制;《礼记》是对《仪礼》的解说和补充。《春秋》本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的材料编纂的一部记事史书,因其比较简略,后人为其作阐释,所作的阐释称“传”,流传至今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三传”。其中《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公羊传》、《谷梁传》以解释经义为主。晋唐时,《春秋》开始配于三传前,不再单独成本。《孝经》是一本讲述孝道和以孝治国思想的书。《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孟子》记载盟主的言行。《尔雅》是一本解释字义的白科辞典,儒者常以此解释经义,因此也被列为经书。

3.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后被抽出单独列名。“四书”最早是宋儒提出的,作为儒学的入门读物,明清时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

(二)史书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商周一直到清末,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记述史事是史官的最大职责。中国的私家治史也有传统,自孔子以来,私家撰史者络绎不绝。历代公私史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中国的史籍不仅卷帙浩繁,而且体例多样,其中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三种重要的史书体例。

1.编年体史书: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顺序记述史事的史书。编年体史书出现时间很早,《春秋》、《左传》等都是编年体史书,之后有记述西汉编年史的《汉纪》、记述东汉编年史的《后汉纪》。北宋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记述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事,是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此后,又有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等书陆续问世,形成编年体史书的前后系列。

2.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编写的史书,并有专章记载典章制度。开创于司马迁所作的《史记》,之后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陆续出现,合称二十四史。清代乾隆皇帝将之定为“正史”。民国时,又有人撰写了《新元史》、《清史稿》,加上这两部,共有二十六史。这些书籍除《史记》属通史外,其余都是断代史。所述史事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清代诸帝,形成完整的系列。

3.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编写的史书,始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它弥补了史书重复叙事和编年体史书割裂事件的缺陷,使历史事件得以完整地呈现。后世史家纷纷效仿,也形成一个前后贯通的史书系列,与编年、纪传二体并称为三大体裁。主要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书。

(三)类书与丛书

类书是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它辑取群书资料,按天文、地理、人物、典故、典章、制度、诗文、辞藻、飞禽、走兽、草木、虫鱼等门类分别汇编,方便检索。类书中保留不少已佚失的古文,对古书的校勘和辑佚有很大的帮助。南北朝到唐宋时,类书编辑蔚成风气,著名的有唐代《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明代的《永乐大典》为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收录各类著作七八千种,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11095册,约37000万字,惜已大部亡佚。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分作6汇典326109部,约16000万字,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

丛书是把多种书保持原样汇编在一处,按其内容可分成专科性与综合性两种。专科性丛书只收一个部类的书,如《十三经注疏》为经部丛书,《古今逸史》为吏部丛书。综合性丛书收录多个部类的书。丛书在保存古籍、方便阅览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古代最著名的丛书,它收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排,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四库全书》编成后,分别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以及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后来,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在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圆明园的文源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尚存的四阁中,以承德文津阁藏书最为完整,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沈阳文溯阁所藏书现存甘肃图书馆,杭州文澜阁所藏现存浙江图书馆,而北京故宫文渊阁所藏现在台湾。

近代以来,出版的大型丛书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等。

 

二、古籍的整理

中国的古籍数量浩瀚,传承年代久远,其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发生脱衍、错简、讹文等各种舛误,甚至有故意作伪的现象。因此,古籍必须先行校勘整理后才能阅读。古籍整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要求整理者应熟悉历史,并掌握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等专门知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一是“底本互勘”,即取该书的不同版本相互对比校雠;二是“群籍钩稽”,即取该书以外书籍的相关内容与该书比较校雠。古籍通过校雠,可以找出谬误,求得古书之真。此外,对发现、汇辑已缺失的佚书也有相当的作用。

古籍整理中有“善本”的概念,所谓善本,是指较好的古籍版本。清末张之洞指出,善本有“三义”:一是足本,即内容没有缺漏或删节;二是精本,即经过仔细校雠注释过的本子;三是旧本,即存放年代久远的本子。现代学者对善本的理解有“三性”:一是年代久远具有历史文物性;二是内容重要有学术资料性;三是印刷、装帧精美有艺术代表性。如今全国图书馆所藏的古籍都已按此标准进行了审定,其成果编印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三、古籍的分类与目录

中国的古代典籍数量庞大,古人很早就已重视对古籍的分类。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校阅皇家藏书的基础上,分别撰写了《别录》、《七略》,这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其中《七略》一书提出了图书的七分法,分成辑略、六艺略(儒家经书《诗》、《书》、《易》、《礼》、《乐》、《春秋》称作六艺)、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7类。其中辑略为总目,实际分6类。晋朝荀勗(xu)对此加以改进,在《中经新簿》一书中提出甲乙丙丁四分法,甲部六艺,乙部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史书,丁部诗赋。后来,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乙丙两部次序,变为甲部经书、一部史书、丙部诸子、丁部诗赋。唐初魏征等总结前人经验,在《隋书•经籍志》中将图书分类直接冠以经、史、子、集名称。自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便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经部收录儒家的经典及其注疏、研究类书籍;史部收录历史及地理、职官、目录等著作;子部为诸子类著作,天文历算、艺术、谱录、类书、释家、道家等也都归入子部范畴;集部是诗文词赋类著作。

中国古代的图书目录大致可分为史志目录、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三类。史志目录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载各朝各代的书目;官修目录是对国家藏书整理后撰写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一部官修目录;私家目录是私人藏书整理后撰写的目录,宋朝之后,此类书目较多出现。中国古代虽有众多的书目,但是,历代官私目录中记载的书籍今人不一定都能看到,这是由于战乱、灾祸等造成图书的损失所致。今人寻找现存古籍,还必须利用今人编写的各种古籍目录,如《中国丛书综录》收录全国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是查找现存古籍的极有用的目录书。全国各大图书馆编写的馆藏古籍目录或善本书目对查找古籍也很有用。此外,古籍阅读者还可借助一些专科性的书目,如《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古典戏曲总录》、《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等查寻古籍的踪影。

 

 

 

第九章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科技发明,据统计,属世界首创的发明就有270余项。在这些发明中,影响最大的是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的发明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对知识的积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火药在军事上、指南针在航海上、印刷术在知识传播上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则更加敏锐而深刻地称其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伟大科技成就。

1.造纸术:

中国古代在纸发明之前,曾使用龟甲、兽骨、青铜、石、玉、竹、木、缣帛等作为记录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比较笨重,有的比较昂贵,这促使人们想法制造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书写材料。

人们经过许多的探索,找到了以植物纤维制造纸的方法。最初的“纸”是麻质纤维制造的,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西汉遗址和1957年陕西灞桥西汉遗址都出土过这样的“纸”。但是,这种“纸”质地粗糙,不便书写,有学者认为,只能看作纸的前身。

纸的真正发明是在东汉。东汉和帝时,蔡伦总结民间积累的经验,在工匠们的努力下,以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物为原料,造出既轻便又经济适用的纸。蔡伦把纸献给皇帝,很快得到推广,人们称其为“蔡侯纸”。纸发明后,逐渐取代其他材料,成为书籍的主要材质。

2.火药:

火药的发明缘于古代的炼丹术。古人在炼丹过程中,把硝石、硫磺、木炭等物质研成粉末混合后,遇到火能产生猛烈的燃烧。公元7世纪,唐代人孙思邈在《孙真人丹经》中首次记载了制造火药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有关火药的最早记载。火药的发明引起武器的革命。公元11世纪初的宋朝,已有了使用火药的燃烧性武器,称作火箭、火球、火蒺藜。后来又发明了爆炸性的武器霹雳炮。南宋时出现的火枪和元代出现的火铳已属管形火器,它们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3.指南针:

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发现天然磁石能吸铁,而且能指示南北。人们利用其特性,制作了早期的指南针,称“司南”。“司南”的形状象一小勺,底部圆形,置于有刻度的光滑的盘上,勺柄会自动指向南方。宋代人掌握了人工磁化技术,能将钢针、铁片等磁化后制成指南针、指南鱼。并已使用指南针航海。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制成了标有方位的航海罗盘。到元代,中国的海船已完全依靠罗盘引航,明代郑和率领大船队七次远航,最远处达到非洲东海岸,要是没有罗盘,这一航海史上的壮举便不会发生。

4.印刷术:

印刷术的发明与中国古代的印章和碑石拓印有关。中国人在纪元前已使用印章捺印,3世纪时的晋代已掌握了从刻有文字的碑石是把文字用纸拓印下来的技术。这两项技术对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一种启发。雕版印刷大约发明于隋代,其方法是把文字或图画反刻在质地坚硬的木板上,然后刷上墨,铺上纸拓印而成。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目前我国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雕版印刷发明后,比手工抄写大大提高了效率,但每印一部书都需要雕版,依然费时费力。北宋时,平民毕升经不断试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用的字模可以反复拼版印刷,成为印刷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毕升发明的活字以胶泥制作,后来,元代有产生了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并发明了转*排字架,提高了排字效率。明代又发明了铅活字。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不同时期陆续外传,公元6世纪以后,造纸术传到朝鲜、越南、日本,8世纪又经波斯、土耳其传入阿拉伯,后西传欧洲。13世纪时,火药武器随蒙古军队西征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指南针是在12世纪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入朝鲜、日本,15世纪西传欧洲。

 

二、以天、数、农、医为代表的古代科技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涉及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学科以及建筑、纺织、冶金、机械、车船、陶瓷、兵器、造纸、印刷等技术门类,有许多卓绝的成就。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四大学科。

1.天文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集中于天象记录、天体测量、历法制订等方面。中国有着古代世界最完整、最丰富、最准确的天象记录,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太阳黑子、彗星、哈雷慧星、新星、超新星爆发的国家。中国古代对日食、月蚀、流星雨、日珥等天文现象的观察记录也远远超出世界上其他国家。

中国古代的天体测量起源很早,公元前4世纪已有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经》,比希腊人依巴古测编的西方最早的星表要早200年。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绘制星图的国家,秦汉以前就有绘制。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绘有1350多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最古老的星图。

中国在殷周时代已有较为精确的历法,殷代的四分历定岁实为365.25日,比欧洲出现相似的历法要早1000年。南宋统天历和元代授时历定岁实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年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现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精度完全相同,但比格里历分别早了400年和300年。

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及历法制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专门的知识性技术语,下面是常见的几例:

二十八宿:古代的天文家在观测天象时,选取黄道带及赤道带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测的标志,其中每个星宿由若干颗星组合。二十八宿又一东、北、西、南方位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方保护神苍龙、玄武、白虎、朱雀相配。古人认为,二十八宿属于恒星,它们的方位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可用来作为观测行星的坐标。古人还认为天上的二十八宿和地上以州为名的地域相互对应,这是拿天象变化与地上的灾异相附会的一种迷信。

阴阳历: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它既考虑太阳的活动,也考虑月亮的活动。它根据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规律,把一年十二个月分成二十四节气。同时,它也以月亮的圆缺变化为依据,称月亏最甚之日为朔日,月圆之日为望日。朔日是每月的初一,望日是每月的十五,朔望的月相变化也作为制订历法时参考。

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的历法把一年十二个月分成二十四节气,这是依据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所处的二十四个不同位置制定的,它能反映不同月份的气温、物候和雨量变化,有利于安排农业生产。

干支纪年:干支指天干和地支,古人以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一定次序组合,组成六十个单位用以纪年。其组合时,以天干的单数配地支的单数,天干的双数配地支的双数,从甲子起,到癸亥终,称作“六十甲子”,分别代表六十年。之后,再予以重复,如此周而复始,用以纪年。此外,干支法也可用于纪日。

2.数学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卓著。中国是最早创立十进位记数法的国家,并发明了数学演算工具——算筹和算盘,用算盘计算的珠算至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中国古代的数学有许多走在世界前列的成果,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人已掌握分数和正负数的概念,提出用于直角三角形计算的“勾股定理”。公元3世纪数学家刘徽用“割圆术”算出圆周率为3.1416,与割圆术有关的数学极限概念在1500年后才被欧洲数学家认识。公元5世纪,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并以分数表示圆周率的密率为355/1131000年之后,德国数学家渥脱才取得同样的成果。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发明用于球体体积计算的“祖暅公理”也领先于欧洲数学家1000年。中国古代的代数学尤其发达,1247年,秦九韶提出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式解法)和“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求正根法)比欧洲数学家欧拉和高斯的同类研究要早500年。1248年,李冶提出“天元术”,用以解一元高次方程,比欧洲“代数学之父”韦达的同类研究要早300多年。1303年,朱世杰进一步发展天元术,提出解四元高次方程组的“四元术”,其成果也比欧洲数学家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记载于一些古代算书中,其中《九章算术》是一部著名的古代算书。它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作者已无考。流传至今的是晋代刘徽和唐代李淳风的注本。《九章算术》包括9个问题的解法。书中运用的开平方、开立方及在此基础上求解一元二次方程、联立一次方程的方法,以及负数概念与最小公倍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其中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比欧洲要早1500多年。

3.农学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科技受到重视,历代农学著作约有五六百种,在农耕、园艺、畜牧、林业、养殖、农械等多方面都有杰出成果。

中国古代重视农耕技术,西周时代已发明“三圃制”,每年把耕地的1/3用于休耕,依次*换,以养地力。西汉时出现“代田法”和“区种法”,以在田间*番利用垄沟播种、深耕、密植、集中有效施用水肥等措施大幅提高农业产量。西汉时还发明了田间选种的穗选法、用肥料处理种子的溲种法等农业新技术。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全面总结了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书中提出的包括施肥、换茬、复种等技术的绿肥*作制,达到了欧洲18世纪的耕作水平。该书记载的人工选育良种法,已接触到环境影响遗传性性状的问题,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叙述早了1000多年。

古代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技术还有:温室栽培、套种法种植蔬菜、植物嫁接、禽畜去势催肥、驴马杂交生骡子、人工低温催青制取生种养蚕、以杂交法选育优良蚕种等。农械方面,西汉赵过的耧车、东汉杜诗的水排、三国马钧的翻车、西晋刘景宜的牛转连磨等都是闻名于世的卓越成就。其中马钧改进的翻车又名龙骨水车,是近代水泵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灌溉的工具之一。

中国古代的农书中,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该书60卷,70万字,内容涉及农业耕作、土地开垦、水利建设、食品制造、果树技艺等众多方面,系统、集中地叙述屯垦、水利工程和备荒是其一大特色。

4.医药学

中国医药学在春秋战国时已形成系统的理论。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最古老而完整的药物学典籍,它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西汉《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是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辩证施治原则,奠定了中医临床学基础。和他同时代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已开始运用麻醉术为病人施行剖腹手术。魏晋时期,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对人体穴位和针灸疗法作出系统的整理记录,王叔和著《脉经》,对中医脉学作了深入研究。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侯论》在世界上最先记录骨伤科清创缝合技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总结和发展前人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脚气病、夜盲症等许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独到见解。宋代宋慈撰写的《洗冤录》,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要早300多年。明清时期,中医在对瘟病(传染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有很大发展,还发明了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传染。明代名医李时珍撰写的巨著《本草纲目》,收录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被誉为“东方医学巨著”。

 

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侧重实用,忽视理论的研究。古代发达的学科都与实用有关,如古人认为,天象能反映天命,关系王朝的兴衰,天文历法因而受到重视。天文测算需要数学,数学也随之而发达。古代的数学除用于天文测算外,也与土地丈量、地图绘制、赋税计算等实用项目有关。其奠基著作《九章算术》汇集生产和生活中的计算问题246个,完全是为实用目的而写。至于农学与医学更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学科。

造成中国古代科学实用性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科技部门是直接为国家的治理服务的,它们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注重探究事理与原因;此外,古代的知识分子重视读经书,他们关心的是功名和政业,而很少自觉地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重视科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科技实用性强,使其能密切联系实际,有所发明创造,因此,中国科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世界领先行列。但是,实用性强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局限,由于中国科技没能形成专门化的科学理论,只停留在经验直观的阶段,缺乏发展的后劲。因而,在进入近代科学时期后,便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章    中国传统建筑

 

一、宫殿建筑

宫殿是帝王居住和施政的场所。中国古代每当新的王朝建立,往往都要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王朝承平之时,许多帝王也不惜工本,修缮或新建宫殿。因此,历代帝王营建的宫殿不计其数。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一书中,有名字可查的宫殿即达1200余座。

古代有名的宫殿有:秦始皇时建筑的阿房宫、未央宫、建章宫;唐代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以及曾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的布局为“前朝后寝”,其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朝会施政之所,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帝后的居所。故宫的其他建筑都以此为中心轴展开分布,形成一个主次分明、尊卑有序而又和谐统一的整体。

中国的宫殿建筑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其殿顶的形式及装饰用以区分等级。中国的殿堂式建筑普遍采用大屋顶,其形式可分为悬山、硬山、庑殿、歇山、卷棚、攒尖六种。殿堂式建筑在发展过程中,重檐庑殿顶演变为最尊贵的一种形式,只有皇家宫殿和一些特许的建筑物主殿才能采用。歇山顶是其次的一种形式,多用于城楼和门楼建筑,其他殿顶允许普通民家采用。古代殿堂式的建筑的顶有一些动物形的装饰,称作“吻兽”或“瑞兽”。吻兽的数量表明宫殿的等级。吻兽一般以单数排列,最多为9个,但故宫太和殿破例为10个。殿顶装饰中位于正脊两端的一对吻兽,叫“鸱吻”,古人认为其可以避火灭灾。

 

二、帝王陵寝

中国古代帝王的坟墓叫“陵寝”。“陵”是说帝王的坟墓造得很高大,如同山陵一般,“寝”是供死者灵魂起居的场所。古人迷信,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仍然需要饮食起居,故陵墓旁有寝殿建筑。

中国古代的坟墓起源于周代,周代之前,人死后有埋葬,但地面无隆起的封土作为葬地的标志。封土为坟大约是到周代开始有出现。其封土的大小按死者的爵位有区别,爵位越高,封土越大,帝王的封土大得如同山陵。

以封土为陵冢是以秦汉为代表的早期帝王陵冢的特点,其做法是把封土垒成上小写大的方锥体,顶部平坦,呈覆斗形,称作“方上”。中期帝王陵冢以唐代为代表,其特点是依山为陵。晚期帝王陵冢以明清为代表,采用“宝城宝顶”的形式,这是在地宫上面修筑圆形砖城,然后往城内堆土,使封土成为圆顶,并略略高出城墙。

古代帝王陵园的面积一般都很大,陵园内除陵冢外,还有祭殿等地面建筑以及石碑、石阙、石人、石兽等石刻群。其中石人、石兽等石刻也称石像生,分布于神道两侧。

 

三、古代园林

中国古代园林可分皇家园林、私宅园林、寺庙园林和公共园林。其中的皇家园林主要分布北方,私宅园林多数在南方。

中国园林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追求艺术性地体现自然。

中国园林的造园思想可概括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它要求艺术地再现自然。因此,中国的园林是以山水为主体,山是骨骼,水是血脉,山因水活,水随山转。山水是中国园林的中心内容。

2.注重体现人的意趣和精神追求。

中国园林虽然是艺术地再现自然,然而,却不是无目的地再现自然,而是在自然景物中寄托一定的理想和信念,借助自然景物来表达人的志向和趣味,以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因此,中国园林往往能借景寓情,以景明志,其山水亭台的配置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园林的名称及园林内部的建筑、匾额、楹联等都有许多文化的意蕴。

3.造园手法富有艺术美。

中国园林的艺术手法讲究含蓄、曲折、变化,反对僵直、单调、一览无余。园林中的道路、水系曲折多弯,且常以树木、假山、曲廊、院墙等做成障隔,造成曲径通幽、欲露还藏的含蓄意境。园林的建筑形式多样,且随地赋形,变化多端。中国园林还善于采用借景、对景等方法增加景致,借景是把园外之景有目的地借入园内,与园内景物相互配合,扩大园内的景观,对景是在园内某些特殊的地点分布多处景观,使人于不经意时触目都是佳境,产生相看不厌的美好感受。因此,中国园林能在有限的空间展示自然景物的无限层次,起到小中见大、移步换景的艺术效果。

中国的皇家园林中,清代建于北京圆明园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园林,它包括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部分,占地5200余亩,园内有景区140多处,该园集中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园内还有部分西洋建筑,因此被誉为“万园之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该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毁坏。

现存的皇家园林可以以北京的北海、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避暑山庄是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现存的私宅园林主要集中于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以苏州为最多。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被称为“苏州四大名园”。扬州的“个园”、“何园”,无锡的“寄畅园”也非常有名。上海的豫园建于明代,有“东南名园之冠”的美称。广东东莞的“可园”、番禺的“余荫山房”、顺德的“清晖园”和佛山的“十二石斋”合称清代“广东四大名园”。

 

四、宗教祭祀建筑

宗教祭祀建筑的主要种类有寺、观、祠、庙、塔,其中除清真寺风格有较多外来影响外,其余都是中国宫殿和居住建筑的翻版。现存的宗教祭祀建筑以佛寺居多,道教的宫观其次,另有部分祠庙类的传统礼法建筑。

佛寺建筑中,塔是一种堵具风格的建筑物,塔起源于印度的“窣珠婆”,汉文译作“浮屠”或“浮图”。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吸收中国建筑的风格,出现了各种造型的塔,其中主要有楼阁式、密檐式、喇嘛式、花塔、金刚宝座塔五种。

 

五、民居建筑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式是庭院住宅。近世的庭院住宅主要有北方的四合院、三合院、东北大院,南方的天井院及云南等地的“一颗印”建筑。

四合院是北方最多的住宅,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最为典型。它的基本布局是四面为房屋,中间是庭院。四合院的北房坐北朝南,称正房。两侧有对称分布的厢房,南面是一排称作倒座的南房,大门位于东南角。四合院的房屋为各自分布的单体建筑,建筑间用廊子连接,形成方形院落。其厢房南面有一排廊子,中间开一道门称二门,把庭院分隔成里外两部分。二门常用“垂花门”形式。外院很浅,与南房一起用作门房、客房,隅角堆放杂物。里院由正房和两侧厢房构成长方形庭院,是院主人生活起居之处。

三合院是四合院的亚型,其房屋分布北面和东西两侧,南面只有门墙,没有住屋,庭院面积比较小。

东北大院也是由四面房屋组成的院落,庭院较大,大门开在南面中央,没有台阶,骡马大车可直接驶入院子。

南方的庭院住宅为防止日晒,缩小庭院面积,院子称作天井。房屋净高增大,利于通风。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江西等地分布许多此类民居。

云南等地的“一颗印”民居,庭院也是较小的天井。其房屋围绕天井,东西南北的屋子连在一起,外观方方正正,如同一块印章,所以俗称“一颗印”。

庭院住宅和西欧的古代建筑有很大不同,表现在以下方面:

1.庭院住宅多数是平房,院子和房屋呈平面铺开,大的住宅可有几个院落相连,占用土地较多,表现和大地拥抱的姿势;西欧建筑向高空立体发展,特别是歌特式建筑尖屋顶直指苍穹,表现和苍天拥抱的态势。

2.庭院住宅有不同类型,但共同之处为房子分布四周,庭院处于住宅中间位置;西欧建筑与此相反,中间是房子,周围是草坪。

3.庭院住宅呈轴对称分布,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两侧建筑左右对称,地位次之;西欧建筑的布局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轴对称概念。

4.庭院住宅的外部用墙垣包围,很少开窗,形成与外部隔绝的独立环境,内部各院落之间也用院墙、廊子分隔,有分别的界限;西欧建筑使用围墙较少,即使有围墙,也多用铁栅栏,内外景观相通。

庭院住宅不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唯一形式,中国土地广大,民族众多,住宅形式丰富多样。庭院住宅外,还有分布于西北、华北地区的窑洞;分布于中南、西南地区的干栏式竹楼、木楼;分布于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塞北堡子;分布于福建永定、龙岩的客家土楼;以及蒙古族的蒙古包,羌族、藏族的碉楼、碉房;维吾尔族的平顶住宅“阿以旺”,海南岛黎族的船形屋等。其中,北京四合院、西北窑洞、傣族竹楼、客家土楼、蒙古包被称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

 

 

第十一章    中国传统艺术

 

一、书法艺术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开始,历经金文、古文、大篆、小篆、隶书,到楷书出现方才定型。文字的各种发展阶段都有书法艺术的体现,然而,书法真正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是在汉末魏晋时才出现。汉末魏晋人张芝、蔡邕、钟繇、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等开始探索书法的艺术真谛,他们的作品受人赞赏,流传后世。其中王羲之的成就和影响最大,被后人誉为“书圣”;他与他的儿子王献之并称为“二王”。王羲之的字气势雄健,风韵潇洒,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唐太宗临死前一再嘱咐要用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陪葬,让它始终伴随身边,可见他的书法受人珍重的程度。

魏晋以后,中国书法家历代不绝,著名的有:唐代的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佶;元代的赵孟睿幻鞔淖T拭鳌⑽恼髅鳌⒍洳⑿煳迹磺宕闹[啤⒔鹋莱肌⒖涤形取F渲信费翡⒀照媲洹⒘ā⒄悦项被人称作“楷书四大家”。颜真卿把篆隶笔法用于楷书草书,点竖撇捺都写得肥壮丰满,世称“颜体”;柳公权的笔划则显得均匀硬瘦,如同刀切,世称“柳体”。两人的书法对比给人肥瘦鲜明的感觉,因而世称“颜肥柳瘦”或“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是以草书出名的书法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世称“宋代四大家”,宋徽宗赵佶的书法世称“瘦金体”。明代书法从总体上看不如前代,字写得较刻板工整,缺少神气,世称“台阁体”。

中国的书法学习者习惯将书法范本称之为碑帖,它们是把刻在石上的文字用墨拓于纸上而成(帖也有木刻拓本)。然而,碑和帖实际是有区别的:碑是古人用于纪功述事的一种石刻,立碑的目的是将碑文的内容公诸于世;而帖是把著名的字迹加以摹刻,刻帖的目的在于学习书法,故帖也称之为法帖,搜集、研究名帖称为帖学。中国古代为适应众多的书法学习者需要,以模写、刻印方法制作法帖。宋代以往,帖学十分盛行,出现许多单帖或丛帖。然而,长期的翻刻,易使名帖失真走样,因此,清代书法家反对帖学,提出应重视碑学。他们广泛搜罗古代碑刻,制作拓本,用以研究书法。碑学的兴起,给书法艺术发展吹入一股清新之风,其影响及于当代。

 

三、绘画艺术

中国的绘画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岩画,而后出现了青铜文饰、秦汉壁画、汉代帛画、画像石等。东汉时期,纸的发明为中国画创造了良好的载体。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画开始迈入自觉的艺术门槛,出现了顾恺之、张僧繇、谢赫等一批画家和绘画理论家,标志中国画形成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自那时以来,中国绘画的名家名作辈出,绘画题材广泛,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

1.人物画。

人物画是中国画成熟最早的画种。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宫廷中已有专职的画工绘画人物肖像,孔子就参观过周代明堂悬挂的古代帝王之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画随佛教进入中国,推动人物画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几乎是人物画家,其作品已能注重人物神情和性格特征。隋唐时期,人物画高度成熟,出现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吴道子《地狱变相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稀世珍品。隋唐以后,人物画继续有发展,如北宋的李公麟等画家突破传统的佛道、帝王、圣贤、仕女题材,把笔触伸向渔民、樵夫等社会下层人物;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写城市社会生活,画面上有姿态各异的人物500余人。金元时期,人物画趋于衰微。明清人物画虽有复兴,但总体成就不如唐宋。

2.山水画。

山水最初是在人物画中作为背景出现的,东晋时,山水与人物画有所分离。隋唐时,山水画形成独立画种,出现了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的“青绿山水”和以墨色为主的水墨山水。其中“青绿山水”画以隋朝展子虔和唐朝李思讯、李昭道父子最为有名;水墨山水以唐朝王维最有名。王维的画水墨渲淡,笔意清润,画中有诗意,被称作“文人画”。唐代以后山水画蓬勃发展,名家辈出。著名的有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北宋的李成、范宽、米芾;南宋的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南宋画院四大家);元代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元四家);明代的戴进、吴伟(浙派)、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派)、董其昌(华亭派);清代的石涛(朱若极)、八大山人(朱耷)、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王)等人。所画作品各具一格,垂范后世。

山水画比人物画出现得晚,但是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画的主要形式。中国画家之所以普遍喜爱山水画,是因为画家能借山水挥洒性情,表现自己的内在情绪,使之起到陶冶心性的作用。中国画家作画时,并不把山水作为与自己分裂的客体描摹,而是努力将自我情感和自然精神熔铸为一,从中获得宇宙和人生的美的真谛。特别是水墨山水,因其能够借墨韵表达宇宙酣畅淋漓的生命态势,尤其受到画家的青睐,成为中国画中最有特色的品类。

3.花鸟画。

花鸟画是中国画中出现最晚的画种,中唐时才出现,宋代趋于成熟,但其后发展十分迅速,出现不少名家名作。历朝著名的花鸟画家有唐代的薛稷、殷仲容、边鸾;五代的黄笙、徐熙;北宋的黄居寀、文同、苏轼;南宋的杨无咎;元代的温日观、柯九思、王冕;明代的陈淳、徐渭;清代的恽格、八大山人、石涛、金农、郑燮等人。

中国花鸟画的技法可分工笔与写意两种,其题材最为集中的有松、竹、梅,称作“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称作“四君子”。它们的形象高洁、峻清,寓有丰富的文化含义。

 

三、传统书画的文化特征

中国的传统书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一,两者有共同的起源,最初的文字即是从图画发展而来。其二,文房四宝是它们的共同工具。其三,它们都是线形艺术,书法固然是用线条表现,中国画也是以点线为主的艺术,与西洋画的板块表现手法不同。其四,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画常用文字题于画中,使其成为构图的组成部分,书法中的草书龙飞凤舞,又恰似一幅大写意的中国画。传统书画从理论和技法都是相通的,两者难以分家,因而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

中国书画的密切关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主要有:

1.尚意写神。中国书画以尚意写神为原则,作者常把书画对象作为自我思想情感的表现中介。中国画常以散点透视的方法,“以大观小”、“以咫尺之幅,写千里之遥”,使客观景物依作者心灵的感受加以显现,不求形似而求神似。中国书法线条丰富多彩,跌宕多姿,也是书法家情感的自然抒写。

2.重视气韵。气韵生动是中国书画的重要理论,其核心在于表现作品内在的生命感,使作品符合自然之景、宇宙之情,生动流畅。气韵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感觉,气韵的把握在于人格修养。因而,中国的书画评论者常以人格和书画相比拟,有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之说。

3.整体和谐。中国书画的构图布局强调整体和谐,各线条、景物间的关系有主次、虚实、轻重之别。墨的浓淡枯湿、点划的长短曲直、运笔的行留迟速,都要依主题思想调度,使之虚实相生,相互衬托,产生无字无画处都成妙境的艺术美感。

 

四、戏曲艺术

中国戏曲是集唱、念、做、打、舞于一体的一门综合艺术,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的乐舞、巫舞、杂技和俳优们的滑稽表演。它起源虽然很早,但成熟得较晚,宋金时期才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中国戏曲形成的过程中,唐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唐玄宗时,宫廷中设立有教演艺人的专门场所,称作“梨园”,排演《兰陵王》、《踏摇娘》一类的歌舞戏,以及用滑稽对话、动作表演的“参军戏”。这些表演具有叙事性、情节性,有向戏曲发展的趋势。故后世称戏班为“梨园”,称演员为“梨园弟子”,奉唐玄宗为戏曲的祖师。

宋金时代,中国戏曲开始成熟,出现了以讲唱歌舞为主的诸宫调、有人物故事情节的傀儡(木偶)戏、影戏(皮影戏)、以及具有舞、曲、白表演手段完备的戏剧形式——南戏。这一时期,城市中出现了公共的演出场所—瓦舍、勾栏,成为各类表演艺术的大众化舞台。元代的北方戏曲在原宋金时已出现的戏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元杂剧,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优秀剧作家。元杂剧剧目有700多种,其中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杂剧的代表作。元杂剧和南方的南戏并列,成为南北戏剧的两朵奇葩。

进入明代以后,北方的杂剧衰落,南方的南戏则吸收了杂剧的优点,演变为“传奇”。“传奇”的曲调比南戏丰富,有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山腔四种主要声腔。到清代发展成五大声腔系统,即高腔、昆腔、弦索、梆子、皮簧,剧目发展到2000余种。明代的剧作家汤显祖称作了《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大著名传奇,被誉为“中国十六世纪的莎士比亚”。

清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清代中叶,由于乾隆皇帝的喜好,昆曲进入北京上演,成为诸多声腔中的佼佼者。后来,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也先后进京,与昆曲争胜,其代表剧种为秦腔、徽剧与汉剧。各大声腔在演出中相互影响,到道光年间,形成了新的剧种——京剧。

京剧吸收了昆曲、徽剧、汉剧、秦腔等众多戏曲艺术的长处,是近代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戏剧剧种。中国的戏曲中,昆曲曲调高雅,词章优美,适合士大夫的欣赏口味,被称之为戏曲的“雅部”,其余的戏曲被贬作“花部”。京剧是后出的剧种,属于花部,但它汇集了许多戏曲的优点,又较昆曲通俗易懂,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好,其影响很快超越昆曲,成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

京剧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缩影,京剧之外还有其他新诞生的剧种。据统计,中国现有的戏曲种类达300多种,其中除昆剧、京剧外,较大的剧种有河南的豫剧、陕西的秦腔、四川的川剧、浙江的越剧、广东的粤剧、上海的沪剧、湖北的汉剧、安徽的黄梅戏、江西的采茶戏、湖南的花鼓戏等。它们多数形成于清中叶到近代,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民俗

 

一、饮食文化

饮食的基本组成可分主食、副食和饮品。中国地域广大,食物品种非常丰富。从主食来说,先秦时代就有五谷、六谷、九谷之说。学者研究,那时的谷物已有粟、粱、稷、黍(黄黍)、麦(小麦、大麦)、稻(水稻、旱稻)、菽(豆类)、菰(菰米)、麻(麻籽)、秫(高粱)等多种。汉代以来,逐渐形成北方以小麦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种植布局。明清时代,引进了玉米、甘薯、土豆等新的作物品种,粮食种类更加丰富。

中国副食主要有蔬菜、鱼、肉、禽、蛋等。蔬菜栽培历史很长,早在西周已有了专门的园艺业。《诗经》等古籍载有十多种蔬菜名称。汉代以后,黄瓜、豌豆、菠菜、莴苣等蔬菜从西域等地陆续传入,到清代末年,蔬菜品种已发展到一百多种。中国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多食蔬菜的饮食惯制,与西方食俗相比,饮食中的蔬菜远远超过西方,而肉食的比重相对较少。中国古人称牛羊猪为三牲,祭祀或宴享时,三牲齐备叫“太牢”,只用牛羊叫“少牢”,太牢的礼节最为隆重。

中国的传统饮品有茶和酒。茶是中国发明的饮料,早在先秦时代,四川人已经种茶、饮茶。秦汉后,饮茶习俗向全国推广。唐代饮茶已较普遍,唐人陆羽撰写《茶经》,系统总结了种茶饮茶的经验,叙述了茶的历史的发展。陆羽被后人尊为“茶圣”。

中国的饮茶方式经历多种变化,最早是把茶的鲜叶投入水中做羹饮用,和喝菜汤相似。唐宋时期流行饼茶、团茶,是把茶叶经蒸、压后制成饼团状,饮用时磨末,加葱、姜、桔皮等物煮饮。元明时期,茶叶炒青工艺成熟,用开水冲泡散茶成为主要的饮茶方式,这一方式一直持续至今。

中国人有以茶待客的礼俗,客人到来,主人常用茶招待。古人还有品茶赋诗的风气,文人视此为一种雅趣,历代诗作中有不少饮茶诗。此外古人还用茶作为定亲时的聘礼,称作“下茶”,女方接受聘礼叫“受茶”。这是因为古人认为“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即茶树的栽培,只能下种,不能移植,因此取其义而以茶作为聘礼。后来,茶礼成为聘礼的代名词。

中国古代饮酒的历史比饮茶要早。古人传说,仪狄和少康为酒的发明者。仪狄是大禹时代的人,造出美酒,献给大禹,大禹饮后大醉,因此疏远仪狄,并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少康是夏朝的国君,少康一作杜康。三国时曹操诗《短歌行》“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把杜康作为酒的代名词。后世酿酒者视杜康为酒业的鼻祖,筑“杜康祠”,将其作为酒神祭奉。

中国先秦时代是用曲蘖酿酒,汉代使用饼曲,酿酒工艺有了提高,但是无论曲蘖或是饼曲,酿制的酒酒精度数都不高。中国的烈性酒是在南宋以后,随蒸馏制酒工艺的发明而出现的。

酒在生活中有许多文化功能,在古代,酒是祭祀、会盟、宴宾、饯行的必备之物,西周时代,饮酒往往出于礼的需要,要受到许多酒礼的约束,故宴饮时有主持觞政的酒监,对饮酒者的违礼行为加以处罚。后世酒的娱人作用加强,酒令演化为佐饮的娱乐工具,成为酒宴上的游戏项目。古人饮酒还往往与赋诗相连,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得酒诗自成”。历代文人留下的酒诗难以记数。

酒与历史上许多典故逸事相关:商朝时,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造成失政亡国;东汉末,曹操与刘备在许昌青梅亭煮酒论英雄;魏晋时,阮籍、刘伶等名士饮酒放任,借醉酒以避祸,刘伶撰写《酒德颂》,以饮酒成名;宋朝时,宋太祖借酒宴之际,“杯酒释兵权”,平息了唐末以来藩镇动乱的根源。

中国的饮食烹调技艺精湛,其菜肴的制作讲究火候、刀功、调味,还要讲究菜的形状,做到色香味一应俱全。中国的饮食文化还主张“美食配美器”,并注重饮食的环境、气氛,此外,对食馔的名称也时常作艺术化加工。中国历代有不少名馔佳肴,西周时的“八珍”,是用乳猪、牛羊鹿獐肉、狗肝、黍米、稻米制成的八道珍馔。唐代大臣韦巨源在家设宴宴请皇帝,一般菜点不算,仅珍异者就有58种。食单中有一道“素蒸音声部”的看菜,是用素菜和蒸面制成70个歌姬舞女和乐工,偏偏起舞,场面壮观。清代的满汉全席由满族点心和汉族肴馔组成,一桌规定的菜肴有108件,其中南菜54件,北菜54件,点心尚不在其中,其席面之豪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国的饮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许多不同的地方口味,有八大菜系之说,它们是:鲁(山东)、川(四川)、苏(江苏)、粤(广东)、浙(浙江)、闽(福建)、皖(安徽)、湘(湖南)。也可分为四大菜系,即鲁、川、淮、粤。

 

二、服饰文化

中国古代服饰的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衣指衣服,裳指裙子。《易经•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把衣裳形制的起源归之于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及传说中的帝王,并认为衣裳是礼义的象征,因而与治理天下有关。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穿戴部位可分为头衣(上古文献无“帽”字)、体衣、足衣三部分。头衣有冠、冕、弁、巾等,其中冕是礼帽,上有长方形的版,其前后沿悬挂小珠,称“旒”(liu)。冕最初是天子、诸侯、大夫祭祀时所戴,后来为帝王专用,因此,“冕旒”成为帝王的代称。

古人的体衣分上衣下裳,上古时期,男女都穿裙,后世裤子出现,裙才成为女服。古代的裤有无裆、有裆两种,有裆称裤,无裆称绔,起修饰作用,以纨制作的绔常为有钱人穿着,富贵人家子弟不务正业者因而被称作“纨绔子弟”。

古人的服饰受礼制的影响,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君臣、官民、男女、主仆、各行各业都有符合自己身份的穿着打扮。唐代规定,赭黄是帝王专用的服色,严禁臣民僭用;官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庶人服白,商贾服皂。明清官员的官服上以不同的禽、兽纹样区别品级,称作“补子”。明代甚至对各色身份人等的衣长袖宽也进行规定,不准随便使用。

 

三、婚俗文化

中国古代的婚姻礼有一套基本的程式,称作“六礼”,它们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是由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仪礼•士昏礼》规定,纳采用雁作礼物。古人认为,雁是候鸟,冬去春来,从不逾时,象征信义。雁也是随阳之鸟,符合妻子顺从丈夫之义,因此,适合作婚姻的贽礼。但雁较难得到,后世有用鹅代替的,又有用羔羊、合欢、嘉禾、胶漆等作礼物,也各有象征吉祥的意义。

问名是婚议的第二步,由男家托媒人问女方的姓名及生辰年月日时,俗称“八字”。问名后,男家将男女双方的八字合在一起进行占卜,卜得吉兆,婚议继续进行,否则便不再继续。

纳吉为正式定婚的仪式,男家将占卜合婚的吉兆报告女家,男女双方交换定帖,确定婚姻关系,古礼为雁,后世有戒指、首饰、绸缎、礼饼等。

纳征又称纳币,是由男家向女家赠送聘礼,内容多为金银布帛茶酒等,数目要成双成对。

请期为选择结婚日期,多由男家卜得吉日,请女家商定,故曰请期。

亲迎是在结婚之日,由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新娘,归来举行结婚典礼。

六礼自先秦时代就已制定,后世有简化的趋势,如《宋史•礼志》规定士庶婚礼为四礼:纳采、纳吉、纳成(即纳征)、亲迎。《朱子家礼》进一步简化为三礼:纳采、纳成、亲迎。

四礼或三礼对六礼的程式作了简化,是把其中有些步骤归并到一起,主要活动并未减少。直至近世,婚嫁礼俗的程式仍包括说媒、相亲、合八字、订亲、送聘礼、迎娶等,涵盖了古六礼的基本内容。

六礼属于婚前礼,民间还有其他婚仪习俗,多为婚时礼。历代婚仪习俗非常丰富,有“催妆”、“发嫁妆”、“拦门”、“哭嫁”、“泼水”、“障井”、“传袋”、“抱瓶”、“跨鞍”、“牵巾”、“拜堂”、“坐帐”、“合卺”、“撒帐”、“合髻”、“吃喜酒”、“闹洞房”等,形成多姿多彩的婚俗景观。

 

四、葬俗文化

中国儒家重视孝道,丧葬礼是最能体现孝道精神的,因而在古代礼俗中占有重要地位。《仪礼》、《礼记》等书对丧葬礼有很多记载,如初死之时,将棉絮放死者鼻口试其是否断气,称“属纩(kuang)”,拿着死者上衣爬到屋顶,朝北挥动上衣,呼喊死者名字,称“复魂”。从人死亡到下葬及葬后祭期,共有十多项此类的仪式。

古代的丧葬礼中,丧服制是一种很特别的礼俗,它按生者与死者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分成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称作“五服”。不同等级穿不同的丧服。守丧时间也有差别,如“展衰”是丧服中最重的等级,其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衣缘不逢边。子为父、父为长子、妻妾为夫、未嫁女为父都服展衰,展衰的丧期是三年。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丧服所用都是熟麻布,质料依次精细,丧期也依次递减。丧服制有区分血缘亲疏关系的作用,因此,它除了用于丧葬礼仪外,也是古代表示亲戚关系远近的一种尺度。中国古代丧葬礼的基本程式源于《仪礼》、《礼记》,后世随着佛教、道教的流行,丧俗中增添了佛道两教的仪式,请和尚、道士来做佛事、做道场,为死者超度亡灵。

古代汉民族的葬法除土葬外,也有火葬。火葬要破坏尸身,与儒家的孝亲思想相违背,遭到统治者的反对。但是,佛教僧侣是以火化圆寂的,民间贫苦百姓无力进行土葬,也易接受火葬。因此,火葬尽管屡遭统治者禁止,在民间却仍然悄悄地进行。

中国的少数民族除土葬、火葬外,有天葬、风葬、野葬、悬棺葬等奇特葬俗。

天葬流行于藏族地区,人死后,停尸数日,然后把四肢捆成一团,用白氆氇蒙盖,背到天葬场,在其附近燃起桑木,招引鹫鹰飞来。天葬师将尸体肢解,掺以糌粑,供鹫鹰啄食。藏族认为,尸体被鹫鹰啄食,可使灵魂升天,吃得越干净越吉利。

水葬流行于藏族、傣族。藏族水葬者多见于贫苦之家,或无鹫鹰的地方。傣族对暴病、难产或凶死者施以水葬。其法都是将尸体投入水中,任其漂走。

风葬是将尸体架于野兽吃不到的树上,任其自然风干,此俗在鄂伦春、鄂温克、珞巴等族流行。与这些民族的游猎经济有密切关系。

野葬曾流行于蒙古族,其法是把尸体载于车上或马背上,任车马自行颠簸行走,将尸体颠下。死者亲属三天后循印迹前去察看,若尸体被鸟兽吃掉,认为死者已升天。反之,要请喇嘛念经,为死者赎罪。

悬棺葬是古代南方的越、濮、僚等少数民族的葬俗,其法是在临水的悬崖峭壁上寻找天然岩洞,有的用人工方式开凿洞穴,或打入木桩,将棺材置放洞内或木桩上。这些棺材悬空在高达数十米或数百米的地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堪称古代葬俗的奇观。现今福建武夷山、四川长江三峡等地仍留有不少古代悬棺葬的遗迹。

 

五、节俗文化

中国的民间节日数量众多,节俗活动精彩纷呈,有人统计,源于汉族的民间节日约有150多个,少数民族的节日更多。源于汉族的有些民间节日现不仅流行于汉族,而且被其他少数民族接受,有的还在众多民族中传布,成为全国性的节日。

下面是一些在全国有影响的源于汉族的民间节日:

1.春节。在农历的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辛亥革命后改称春节。广义的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之日开始,往下可一直延伸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前。春节表示除旧迎新,是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汉族以外,满、蒙、苗、壮、侗、布依、朝鲜等20多个民族也过春节。

春节的节俗活动有剪窗花、写春联、贴年画、贴福字、燃旺火、放爆竹、吃年夜饭、守岁、送贺年片、拜年、给压岁钱、祭天祀祖、接财神等活动。还有许多节俗食品,古人过年时要饮桃汤、椒柏酒、屠苏酒,用以辟邪延寿,其俗今已不传,但吃饺子、年糕仍沿古俗,且有许多口彩。北方人习惯在除夕子时(11点、12点)吃饺子,意为“岁更交子”;南方人春节喜欢吃年糕,寓意“年年高”。

2.元宵节。在农历正月十五,也叫上元节或灯节,起源于古代的祭祀。《史记•乐书》记载,西汉皇宫中在正月十五要祭祀太一神。太一神为古时的太阳神,是天神中最尊贵者,祭太一神燃灯而祭,史家认为是后世元宵节燃灯的源头。东汉时,佛教传入,汉明帝信佛,命人在正月十五夜于宫中燃灯礼佛。此后,民间相沿成俗,形成了元宵节。

元宵节从唐代开始,已失去其初起时的祭祀意义,而成为游乐性质的民间欢乐节。其主要节俗活动有张灯、观灯、猜灯谜,以及吃元宵、看花会表演等,节日的欢乐气氛十分浓重。

3.清明节。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大约相当农历三月上旬,公历45日左右。清明本是一个农事节日,后和节期相近的寒食节、上巳节合并,其主要节俗活动有寒食、插柳、扫墓、踏青等。

寒食本是一个独立的节日,在冬至后第105天,相当清明前一到二日,寒食节要禁火,吃冷食,其习俗源于古代春季为防火灾而禁火的需要,后来,附会为纪念春秋时晋国忠臣介子推的故事。清明的节俗食品“青团”至今仍冷食,是古代寒食留下的痕迹。

4.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端”意为初,“午”即五,故名端午节。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很多,有说起源于越王勾践训练水师,有说源于纪念伍子胥,有说源于纪念屈原投江,有说源于汉代曹娥救父,也有认为源于夏至,或源于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的俗信。诸多传说中,纪念屈原投江的传说影响最广。

端午节的节俗活动有兰汤沐浴、配挂香囊、饮雄黄酒、门上悬挂菖蒲、艾草、赛龙舟、吃粽子等。

5.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源于古代的月亮崇拜。《礼记》说:“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秋夕月即是在秋天祭拜月亮,后世发展成赏月、吃月饼等与月亮有关的活动。中秋赏月在唐代已流行,宋代中秋正式成为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重视全家团圆,中秋节尤其如此,宋朝人称中秋节为团圆节,中秋之夜,无论贫富之家,都要全家团聚,饮酒赏月。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也起源于宋朝,明代月饼已有市售,并成为赠礼物品。清代月饼形成京式、广式、苏式等地方特色。

6.重阳节。在农历九月九日。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九日,双九重合,故称重阳,又称重九。重阳的节俗活动有登高、赏菊、食重阳糕、佩带茱萸等,其意在于辟邪去恶,益寿延年。

重阳节的来历有一个传说:东汉时,汝南人桓景拜费长房为师学习道术。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难,你应赶快回家,让每人准备一只绛色袋子,内装茱萸,然后登高,饮菊花酒,方能消灾避难。桓景照此办理了。傍晚回家,见家中的鸡、狗、牛、羊都已暴死。费长房说,它们是代你全家受的祸。此事传开后,大家便纷纷在九月九日登高、饮菊花酒、佩带茱萸。久之形成习俗。

这一传说源于梁朝吴均《续齐谐记》,其说荒诞不可信。实际上,重阳登高早在春秋时代已出现,西汉时,宫中每逢九月九日已有配茱萸、饮菊花酒等习俗,桓景避灾的故事属后人杜撰附会。

重阳节食的重阳糕,糕上插有小彩旗,“糕”和“高”谐音,含有吉祥的意义。

 

 

第十三章    中外文化交流

 

一、海上仙山与徐福东渡

在中日两国早期交往的历史中,有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巡琅琊,有齐人徐福上书,称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上有仙人居住,愿带童男女入海求仙,为秦始皇访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他率童男女数千人,携五谷、百工等入海求仙。徐福等众人达到一平原广泽之处,居留下来,称王不归。

这一传说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淮南王列传》和《封禅书》中都有提及。但书中没有讲明徐福达到的平原广泽究竟是何处。后来,晋代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吴书》中说,徐福达到的是亶州,但亶州今称什么,史载不详。

唐宋以后,中日交往频繁,开始出现徐福到日本定居的观点。五代后周时,僧人义楚在《六帖》一书中说,徐福达到的蓬莱就是日本国,至今子孙都姓秦。这一说法在宋代进一步传播,并在日本也得到响应。日本书籍中收录徐福之事大约始于1339年(相当于中国元朝至元五年)的《神皇正统记》。明代初年,日本僧人来华已提到日本有徐福墓、祠。其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便日益流传。日本称徐福当年登陆地在纪伊熊夜浦(今和歌山县新宫市)。徐福墓、祠建在那儿,至今仍是新宫市的名胜古迹。

徐福是否真的到了日本,是一个历史悬案。但中日两国的交往很早已开始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四年(约公元二世纪),有融通王月弓君率秦人(中国人)到日本定居。中国的《后汉书•东夷传》也记载:东汉初年,日本倭奴国派使臣来华,光武帝赐以印绶。魏晋以后,中日间的交往就更多了。

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虽然未必是信史,但是,它是中日两国间很早就有交往的历史缩影,是值得后人珍视的古代传说。

 

二、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亚、非、欧之间往来的交通要道。这一交通要道虽然古已有之,但其名“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人里希霍纷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其后为学术界所采用。

丝绸之路的名称与丝绸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主要货物有关。早在公元前世纪,印度古书《政事记》已提到来自中国的成捆的绮(丝织品名称)。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在罗马受到热烈的欢迎,被视为高贵和财富的象征。

丝绸之路与很多历史名人的事迹相连。西汉时,汉与匈奴因战争对峙,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原居住在祁连山麓、后被匈奴人赶到中亚地区大月氏人共同抗击匈奴。张骞途中被匈奴扣留,十年后才逃出,继续西行。张骞找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已经习惯新居地的生活,不愿再返旧地。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后来,汉朝军队打败了匈奴,控制了原由匈奴人占领的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各国加强了联系。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的中原王朝首次对西域的形势、地理、物产等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西域的许多国家有了正式的往来。张骞带回的情况,对于汉朝军队打败匈奴,维护东西方交通的畅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史书称张骞西行为“凿空”。“凿空”有开辟道路的意思,后世据此把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

东汉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帮助西域各国铲除匈奴的势力,加强了东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再次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达到波斯湾畔折返而归。

“丝绸之路”是古代联结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的路线不止一条,而是有许多条。不同时期其道路的具体走向也有变化。

学者们在研究“丝绸之路”时,提出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由海上航线联结亚、欧、非之间的通道。《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已有从今越南北部、广东、广西港口乘船至今印度东岸和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中国人已知道从波斯到红海的海路,并知道从海上可以达到大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陆路交通有所阻碍,海上交通有较大发展,外国商人通过海路来华的不断增加。唐宋时代,中国政府在广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一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来华经商、传教、定居。中国航船也航行于印度洋。唐朝时,中国船只已达到巴格达。宋元时期,中国的船只由于使用指南针等先进的航海技术,航行能力得到增强,中外之间通过海上的交往大大发展。到明代,发生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

 

三、佛教东传和僧人西行求法

佛教原是流行于印度的宗教。佛教创立后,向东传播,进入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佛教东传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要事,历史上留下许多传经与取经僧人的事迹与传说,其中重要的有:

1.东汉明帝时,中国已受到佛教的影响。一日夜里明帝做梦,梦见顶有白光的金人从空中飞来,次日召集大臣占梦,傅毅说金人是西方的佛。于是明帝派蔡愔、秦景等18人西行求佛。他们到了大月氏,遇见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两人来中国传教。一行人用白马驮着经卷,于永平十年(67)来到洛阳。次年,明帝下令在洛阳建寺,为纪念白马驮经,寺名叫“白马寺”。两位印度高僧在寺中译经传教,白马寺因此被尊为中国佛教的“祖庭”。

2.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传入日本,在日本迅速得到传播。唐朝时,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僧人很多,其中空海在长安的青龙寺研习密宗,归国后创建日本佛教的“真言宗”。最澄在浙江研习天台宗,归国后创建日本的天台宗。最澄的弟子圆仁以来华求法的见闻写成《入唐求法巡行礼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著作。

3.唐代天宝年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的邀请,东渡日本弘扬佛教。鉴真等人先后6次冒死东渡,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天宝十三载(754)东渡成功。鉴真达到日本后,于公元759年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并将中国建筑、雕塑、医药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东晋时代,中国僧人法显西行求法。公元339年,法显已62岁高龄,但不畏艰险,与同伴十余人从长安出发西行,沿途跋山涉水,同伴中有的病死,有的退缩,但他毫不动摇,终于达到印度。后又到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地寻访佛迹,最后由海路回国。法显西行历经15年,游历30余国,他不仅带回了大量佛学经典,而且将所见所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此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著作之一。

5.唐朝初年,中国僧人玄奘去印度取经。玄奘于贞观元年(627)出发,渡流沙,越葱岭,克服了种种困难达到印度。之后在那儿研习佛学,周游各国,历时19年,载誉归来。玄奘归国后,着手对带回的大量佛经进行翻译,共译成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他还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述经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所见所闻,成为中外交流史上的不朽之作。

6.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又有一位中国高僧义净从扬州出发,经广州渡海到印度。他在印度不仅研修佛学,还兼习印度医学。永昌元年(689),义净回到广州,他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了东南亚和印度的佛教、地理、民俗和医方,其价值不在《大唐西域记》之下。

 

四、日本遣唐使和留学

中日两国的交往在隋唐时代达到鼎盛。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在中国隋朝时已5次派遣隋使来华。在唐朝的公元630年到834这二百余年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有的资料作19次),其中16次达到中国。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僧人、学生和各类工匠,每次人数从200多人到600多人不等。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内容包括文物典章制度、生活方式、社会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他们回国后,成为日本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其中南渊清安、高向玄理等仿照中国均田制在日本施行班田制,是促成“大化革新”的关键性人物;吉备真备、空海等借助汉字,创造了日本的假名字母。日本留学生也有留在中国做官的,如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晁衡)参加科举考中进士,官至秘书监,与李白、王维等诗人交厚。

 

五、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他受皇帝的派遣,先后7次率领庞大船队远航印度洋,最远处达到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中国明代以今加里曼丹岛为界,其东称东洋,其西称西洋。郑和远航的壮举因而被称作“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数量不等,最多时有大小船20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62艘。最大的宝船长4丈,宽18丈。船队人员共27000多人。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人员之多,组织之严,航程之远,在当时的世界航海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郑和七次远航,达到过50多个国家与地区,其影响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郑和船队奉行睦邻政策,与所到各国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使节搭乘下西洋的船只来到中国通好,加强了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第二,郑和船队搭载大量的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制品、农具等物资,换回各国所产的香料、棉布、铅锡、珠宝、黄金等,促进了中外经济的发展;第三,郑和下西洋时,亚非许多国家还处于原始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颁行历法,宣讲文教礼仪,对诸国落后习俗的改变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第四,郑和船队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给许多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为日后世界的造船及航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六、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东方,在传教的同时带来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把东方文化向西方作介绍,这在历史上称作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得益于一本名叫《马可•波罗游记》的书。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元朝至元十二年(1275),他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此后,马可•波罗父子在中国留居了将近17年。他们供职于元廷,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1291年,马可•波罗父子趁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之便,返回欧洲。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对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入狱,狱中他向难友鲁思蒂谦口述了去东方的经历,由鲁思蒂谦记录成文,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讲述了中国的物产非常丰饶,中国的驿站相当完美,介绍了中国通行纸币,使用煤炭等见闻,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都是从未听过的奇迹。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明末清初,传教活动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是意大利人利马窦。他1582年来华,先和澳门传教,后进入广东肇庆、韶关等地。1601年奉诏进京,获准在北京传教。1610年在北京逝世。利马窦采用的传教方式是:1、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适应中国社会,如,读儒家经典、改穿儒服等;2、大力结交中国官绅,向他们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吸引他们入教或为传教活动提供方便;3、对中国的习俗予以尊重,允许已入教的中国人保持尊孔祀祖等传统习俗。

利马窦的传教方式获得极大成功,在他逝世后已有教徒2500余人,其中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野名流。利马窦在传教的过程中,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水利等方面著作19种,其中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将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介绍入中国,对中国清代及近代数学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利马窦之后,又有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相继供职于明清王朝,参与天象观测、历法修订、钟表修造及医药、绘画等工作,传教士还给康熙讲解西方的科学文化。传教士传播的西方近代科学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建筑学、音乐、语言学等许多方面,为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被译成西方文字在欧洲出版;介绍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宗教、道德、医药的著作在欧洲也相继出现;传教士还将在中国收集的纺织、陶瓷、建筑、印刷、冶金等工艺资料寄回欧洲。

中国的文明在欧洲产生巨大反响,17-18世纪欧洲出现仰慕中国的“中国文化热”。欧洲的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家高度赞扬儒家的伦理道德,称赞中国的重农政策、考试制度等,把它们拿来作为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武器;欧洲的贵族热衷于收集中国的艺术品,以使用、收藏中国瓷器为时髦,举行穿中国服饰的化装舞会,中国的折扇成为贵妇人的必备品;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刺绣、茶叶、花灯、烟火甚至糊墙纸都受到欧洲人喜爱;中国的绘画、园林等艺术也影响欧洲,中国的人物、山水画法影响欧洲的画家,中国式的园林出现于欧洲,欧洲盛行一时的洛可可艺术,就是在借鉴、吸收中国艺术后产生的一种艺术风格。

 

第四编    当代中国国情

 

第一章    中国的行政区划

 

一、三级行政区划

当代中国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分为三级:第一级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第二级包括县、自治县、旗、省辖市;第三级包括乡、民族乡、区、镇。在少数省和自治区内,还在县之上设有自治州或行政区。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旗)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盟、旗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两级行政区划。此外,省与县之间的专区行署、盟或市辖下的街道,只是上一级政府派出的办事机构,不属于某一级行政区划。

 

二、当代中国省级行政区

中国现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香港和澳门是在“一国两制”基础上设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中国省级行政区列表如下(略)

 

三、省级行政区名称的由来

中国各省区都有其历史沿革和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1.取自历史旧名或地名。例如,广东省原为宋朝的广南东路,所以称广东;陕西省位于陕原(今河南陕县)以西,所以叫陕西。在简称中沿用历史旧名或地名的有:冀、晋、沪(申)、鲁、豫、鄂、粤、桂、琼、蜀、黔、滇、秦、陇。

2.按照境内的地理环境取名。例如,四川省因境内有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四条江而得名;山东省与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东西两侧,河南省与河北省位于黄河南北,湖南与湖北位于洞庭湖南北,因而都有了现在的名称;黑龙江省和青海省则都是因为境内有同名的江河湖泊而得名。以境内山川湖泊作简称的有:湘(湘江)、皖(皖江)、闽(闽江)、赣(赣江)。

3.按照境内有名的地方或城市取名。例如,福建取自福州建安两地名称的第一个字;江苏则取自江宁(今南京)和苏州两地的名称;安徽的名称则是安庆和徽州两个地名的组合。简称中取自原有地名的省级行政区有:京、津、内蒙古、辽、吉、黑、苏、浙、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港、澳、台。

 

 

第二章    中国的民族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约占全国人口的92%,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他的55个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8%,统称为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中国少数民族大多有自己的语言,30多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汉语和汉字是我国普遍使用的语言文字。中国的少数民族一般都信仰宗教,世界上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对他们都有较大的影响。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保留着自己的传统特点。

二、民族分布

汉族遍布全国,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和东北等边疆地区,其中云南省是拥有少数民族种数最多的省级行政单位。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分布有以下一些特点:分布地区广,占地面积大,达全国面积一半以上;大杂居,小聚居,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居住地区资源、物产相当丰富;靠近边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三、民族政策

正确的民族政策,对维护各民族的团结 ,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解放以后,我国推行的民族政策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自由,支持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中国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受到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第三章    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定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关,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的一种政治制度。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必须服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最高法律地位表现为:最高立法权,有权制定和修改宪法和基本法律;最高任免权,选举、决定和罢免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和有关组成人员;最高决定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与和平;最高监督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机关的工作;及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有常务委员会这一常设机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

地方各级行政区域设人民代表大会,它们是地方各级最高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的产生,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形式,县级以下实行直接选举,县级以上实行间接选举。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具有以下权力:提案权、提名权、建议批评权、询问权、质询权、视察权、言论和表决免职权、物质便利权、人身保护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遵行的主要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

 

二、*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指*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共事。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中国现有8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中国致公党(致公)、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中国*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合作的政治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领导。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它的基本特点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平等独立,协商解决。

 

三、政治协商制度

政治协商制度是指在中国*的领导下,各政党、人民团体、少数民族、社会各界人士,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等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政治协商;政治协商是说通过各种形式,就国家的重要事务进行讨论和协商;二是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说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提案是监督的主要方式;三是参政议政,它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延伸,主要侧重于选择人民群众关心、党政部门重视、政协有条件做的课题,通过调查研究向党政部门提供积极建议。

 

四、国家行政制度

根据宪法规定,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所谓负责制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首长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对本行政组织所管辖的重要事务具有最后决策权,并对此全面负责。行政首长负责制是于1982年在充分考虑国家行政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国家行政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后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这就是国务院的性质和它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负责制的具体内容包括“三权一责”:全面领导权、最后决策权、人事提名权和全面负责任。根据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国务委员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

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每届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相同,均为5年一届,这里,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务院的职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九个方面:行政立法权,即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在全国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行政制令权,即有权跟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行政提案权,即有权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它们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行政领导权,即有权统一领导全国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行政监督权,即有权改变或撤消各部委或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不适当的命令、决定和规章;管理权,即有权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内政外交等各项事务;戒严权,即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权;人事权,即有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其他权限。

地方人民政府是指各省、自治区、市、州、县、镇、乡的最高行政领导和管理机关。地方各级政府一方面是地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执行机构,并接受其监督,另一方面,被必须服从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统一领导,向上一级政府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一种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是:1,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的;2,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的;3,是通过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来实现的。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设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原则是:第一,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第二,有关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重大问题,必须由国家机关和有关方面共同协商;第三,保持自治地方区域界限的相当稳定。

 

六、特别行政区制度

19977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12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宣告诞生。特别行政区享有各省、直辖市、自治权所没有的高度的自治权,它是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思下形成的。作为一种制度,它含有以下三层内容:1,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2,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3,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具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力;享有独立的地方财政权,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享有独立的外事权。

 

 

 

附录:考试研究

 

通过历年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知识试卷”的分析,我们发现以下规律:

1.试题的框架基本确立。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知识试卷”中,中国文学所占比分为60%,中国文化占40%。近几年来,试题样式基本稳定,一共有四种题型:一,填空题,每空格1分;二,选择填空,从许多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填入空格,每格1分;三,名词解释,每题4分;四,讨论题,答题要求的字数不少于300字,文学每题9分,文化每题10分。其中中国文学分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部分。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学所占的比重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2.体现了要求掌握当代中国国情知识的趋势。尽管考试大纲明确把当代中国国情列入考试的范围,但最初几年的考试试题与这方面的内容几乎无关。最近几年,出现了诸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由哪三个部分组成的、中国人民币上是哪5种文字、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是哪个民族等问题,虽然所占的比重不多,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命题者要求汉语教师了解现实中国的一种意图。

3.越来越注重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越来越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融会贯通的综合能力。实际上,试卷中的不少考题是反复出现的,只是提问题的角度不同,试题的类型不同,基本的内容就是那么一些。

除了对该科目的考试进行历史考察外,还必须了解国家关于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关于对该科目要求的基本出发点。2002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会议,有几条基本精神应该引起重视。

1.会议强调,资格认定工作的重点是吸引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支队伍,是在数量上满足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应该看到,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对外汉语界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汉语教师的供求极不平衡,对外汉语教师的规模远远落后于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需要。加快扩大教师队伍的步伐,让更多的人进入这支队伍,是事业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严美华设定的目标是,力争在5年内使获证队伍由现在近5千人上升到1万人。

2.该科目的考试,体现了国家对对外汉语教师在知识结构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会议认为,从教师素质讲,中国文化知识是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的文化修养,作为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习汉语,而且还要了解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这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有积极意义。因此,这个科目应指定为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的必考科目。

3.要有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该科目涉及的面比较广,中国历史、哲学、文学都是中国文化,因此,这个考试科目的名称应该改为综合性的“中国文化基础”。考试涉及的面可以宽,但不一定很深。

根据以上的信息,我们对即将进行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知识”试卷走向作一个大概的预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合理引导复习辅导。

1.理论难度降低。该科目是水平考试,出发点不是要把大家难倒、考倒,不是把拉开差距作为考试的重点,不象高考去选拔优秀者,而是通过考试,把成绩合格者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有效地充实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它关心的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在教授汉语的过程中,是否具备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在教学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有关文化知识的问题,其立足点不是要靠出考者在哪些细节上的理解是措施是,或是不足的,而是要帮助人们掌握作为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具备的文化基础。这几年本科目的考试及格率不断提高,与审考办强调命题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降低理论难度,加强对教师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考核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2.强调文化素质,拓宽文化知识内涵。该科目考试的基本特点是要求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系统掌握各项知识,它要求的是文化素质,要求的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受,要求的是广博而不是艰深、系统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文化知识。这就意味着教师要有较开阔的视野,具有含哲学、历史等传统学科知识在内的文化框架,在大文化的背景中体现掌握运用中国文化的综合能力。在此以前的历次考试中,中国历史被限定在很小的知识圈里而不为人重视,中国哲学几乎被排除在外,这种局面将会有所改变。

3.逐步加大当代社会反映时代特点的内容。在《国家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大纲》中,当代中国国情被列入中国文化知识一栏。但以往的考试中,这类题目几乎是凤毛麟角。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领域拓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以学习汉语为媒介,迫切想了解当下中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就强烈地要求我们的教师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较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与要求。因此,关心大纲所列的当代中国国情,关心中国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相当重要的。

4.要完整准确地掌握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系统地梳理知识,纲目并举,点面结合,实现对中国文化知识的真正把握,做到举一反三,以一当十,运用自如地应对各种类型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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